材料 英国济贫法自1601年颁布至1948年废除，贯穿了英国自传统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的全过程。1601年颁布第一个济贫法。授权治安法官征收济贫税及核发济贫费。救济办法因类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作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1662年《住所法》规定贫民须在其所在的教区居住一定年限者方可获得救济。1723年的济贫法进一步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入所。1782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扩大了济贫面，对教区收容院以外的贫困者给予救济。1834年议会通过新济贫法，规定贫民只有在进入“济贫院”后，方可获得食物救济。穷人除了万不得已，不会中请救济，很多人不得已走上工作岗位。1911年放宽救济条件，1913年又改善了济贫机构的环境。1946年《国民保险法》和1948年《国民救助法》通过后，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济贫法正式废除。
(1)阅读材料，概括英国济贫事业发展的特征。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英国济贫法不断变革的因素。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状况统计表
| 时期 | 战国晚期 | 西汉晚期 | 唐朝 | 宋朝 | 明朝 | 清中期 |
| 耕地面积（亿亩） | 0.9 | 2.38 | 2.11 | 4.15 | 4.65 | 7.27 |
| 粮田面积（亿亩） | 0.85 | 2.24 | 1.99 | 3.9 | 4.2 | 6.18 |
| 人口（亿） | 0.2 | 0.6 | 0.53 | 1.04 | 1.3 | 3.61 |
| 人均粮田（亩） | 4.26 | 3.76 | 3.76 | 3.75 | 3.23 | 1.71 |
| 粮食亩产（公斤/亩） | 108 | 132 | 167 | 154.5 | 173 | 183.5 |
| 人均占粮（公斤） | 460.5 | 496.5 | 628 | 579.5 | 559 | 314 |
——摘编自吴慧《农道：解读中国粮食问题》
材料二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71年－1873年，中国进口大米41.6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到1909年－1911年，进口大米猛增至373.2公担，增加约8倍。上海是主要粮食进口地区。上海开埠后，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大米进口量由1913年的0.012万公担上升到1922年的98.08万公担。面粉进口则由1864年的0.63万公担增至1900年16.91万公担。其次，广州开埠后也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口岸，自1912年至1918年，广东每年平均进口大米、面粉等各类粮食8亿斤。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米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
——摘编自汪德平《近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主要是根据粮食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2年，利用政权力量对粮食进行合理调配，利用市场机制使粮食得到正常流通，制定政策刺激粮食生产，加大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投入；1953年到1954年，根据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发展的情况，采取了控制粮源的措施，制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控制在国家手中；1955年之后，则针对统购统销造成的农村关系紧张等问题，为了完善和改进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
——摘编自马双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和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的基本情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成为世界粮食进口大国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新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粮食生产的认识。
材料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扶贫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民国时期面对东北自然灾害频繁的现状，1920年吉林省成立省公署筹办赈灾委员会，办理全省管赈事物。在灾情管理方面，不断完善报灾体制，加强对勘报程序的监管力度。面对灾区粮食匮乏的局面，拨发贩粮和钱款成为最直接有效的救济方式。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各地政府也都设赈灾处进行募捐。有的地方在灾后设立了施粥厂以解民食之难。针对有劳动能力的灾民，政府为饥民提供就业的机会，以达到救济灾民的目的。但是由于政局不稳，政权更迭、战乱纷争导致国家的整体御灾能力不高。
——摘编自王虹波《1912-1931年间东北灾荒社会应对研究》
材料二2008年5月12日四川汉川发生了里氏8.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各级党组织带领救灾人员奋战在抗震的第一线。救灾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成为救灾行动的主力。志愿者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是汶川大地震救灾行动表现出来的新特点。灾后的一年时间内国家向灾区调拨了550多亿人民币，为灾后重建提供了强大的物资后盾。对于中国政府的救灾，很多国外报道在评价中写道：“中国式救援无与伦比”。
——摘编自张楠《中国共产党杭震救灾思想与实践研究》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民国时期东北救灾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说明对地震救援被评价为“无与伦比”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简述如何进一步提高救灾能力。
材料一 中国古代很早就建立起包括救济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孟子认为要使百姓接受统治，先从救济老幼、鳏寡孤独开始。朱熹主张设“社仓”救济百姓，还强调赈济要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汉代光武帝曾命“郡国有谷者，给禀（官府供给粮食）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宋代将坊郭十等户中的下五等户作为“贫弱之家”予以救助。元代延续前代的基本规定，并在《刑法志》“户婚”项目下，有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的制度，明清大致沿袭。
——摘编自王文素《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二 从19世纪末起，英、德等国先后颁布了针对疾病、工伤事故等的保险法。针对低收入群体以及老人、儿童和妇女，西欧又建立或完善了救济制度。在理论方面，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贝弗里奇是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保障学者，其中贝弗里奇被西方称为“福利国家之父”。二战后，西欧逐步建立起面向全民的社会保障网，除退休金、失业和医疗工伤三大保险外，还设立了孕、产妇补贴、幼儿、学童补贴等几十种项目。欧共体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政策。1972年，欧共体“社会行动纲领”把解决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和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列入优先目标之一。80年代，西欧各国为了缓和财政不平衡状况，增加税收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
——摘编自李琮《西欧社会保障制度》
材料三 罗斯福上台后，采取诸多措施以解决就业问题。1933年，政府颁布《联邦紧急救济法》，设立执行机构——联邦紧急救济署。该署仅在成立之初的一个月里，就以物品救济方式救济了近400万个家庭。罗斯福称：“在救济工作中，我们是同有正当自尊心的美国人打交道。对他们来说，单纯的施舍会伤害要求保持个人独立的一切本能。大多数美国人都想为他们所得到的东西付出一点什么。”鉴于此，政府实行“以工代赈”计划，规定有工作能力者须参加有酬劳动获得工资。并颁布《社会保障法》，创立失业保险制度，规定失业者每周可领15美元至18美元的失业保险金。
——摘编自曾贵《“罗斯福新政”的兢业工程及启示》
材料四 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扶贫主要是用给钱、给物等传统救济方式。这种方式虽可救急，但不能实现真正脱贫。于是，开发式扶贫取而代之，成为扶贫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把发展作为脱贫的根本途径，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要使人摆脱贫困，还要使人提高发展能力，融入社会。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扶贫战略，都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时制宜。新中国成立初期，扶贫对象主要是农村无法维生者。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对象逐渐从绝对贫困人口向低收入人口覆盖。在目标瞄准上，先是贫困区域，后是贫困县，再到贫困村，再到户到人。扶贫任务从解决农村温饱转为巩固温饱，再到脱贫致富。产业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新型乡村旅游扶贫等等，多种多样的扶贫方式有力推动了农民脱贫，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郝志景《新中国70年的扶贫工作：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和前景展望》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欧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似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西欧社会保障制度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罗斯福实行社会救济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4)根据材料四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济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道光四年）六月，（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泉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病愤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虎，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霈，诊气旋消，吴民大悦”。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痢瘰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此外，官府奉国家之命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救治和日常性施救两类。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材料二 中国古代卫生防疫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仍属于以“爱民”相标榜的国家和地方官府的职责范围，但由于它们大都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所以显示不是国家和政府的施政重点。官府作为与否，完全视当政者的道德责任感和行政能力、地方乡贤力量的活跃程度以及地方财力等多种因素随机而定，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所以，民间社会力量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在苏杭等中心城市，这类事业往往有社会力量主动承担，而地方政府则给予名义和法理上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经常性保障，以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也必然不可能使其实现制度化、经常化和普遍化。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进代演变》
(1)依据材料一，概括归纳清代江南疫病救疗的主要措施及救治类型。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卫生防疫的特点并分析成因。
材料一 司马炎（晋武帝，265年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290年病逝）对人口增殖，颇为重视。女子年十七，父母不给出嫁，由官吏代择配偶。一家有五个女儿（奖励养女儿，因为民间保存战国以来生女不育的恶俗），得免役。又发遣邺城官奴蜱屯田，代田兵（兵士种田）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让奴婢配成夫妇。当时户口的确很快发展起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户有2459840，口有16163863（其中包括复业的流亡户口）。三国以来，还是最高的记录。
——摘编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上）
材料二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全面展开以后，国家于1953年10月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出现了全国粮食供销矛盾严重的问题。由于城镇和工矿区人口猛增，1953年城镇人口达7826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致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对商品粮食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但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增加生产和提高商品率的能力有限，小农余粮户又有待价惜售心理，加之东北等产粮地区受灾，造成1953年国家粮食收购量减少。当时是收购的少，完不成计划；销售的多，大幅度突破计划，情况十分严重，不少地方开始出现混乱。特别是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粮食形势一吃紧，私商同国家争夺粮源的斗争十分尖锐，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城乡之间。
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指出：粮食紊乱时间要提早到来，范围也要扩大，从乡村一直到大城市。其结果是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使国家建设受到影响，使人心不安。
——摘编自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司马炎对人口增殖重视的原因及作用。。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的成效。
(3)在今天来考量历史上的这两大政策，对我们实现中国梦有何借鉴？
材料 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1840年鸦片战后，“公共卫生”逐渐进入人们的头脑意识中。1901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在20世纪初开始改革，引入新政，初步设立了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但当时卫生机构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归巡警部管辖。这是我国政府机关里第一次出现“卫生”一次，也是第一次出现专管公共卫生的机构。1906年，政府对中央机构进行调整，对卫生事务单独设立了卫生司，负责“核办防疫、卫生、监察医药，设置医院”，下设三个科室：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1912年袁世凯执政后，卫生司隶属于内阁，主要负责传染病、地方病防治及其他公共卫生事项，车船检疫、医士药剂事务等，下设四个科室，分别管理各行业的卫生事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中正式设立卫生部，管理全国卫生形成事务，并下设五司（总务司、医政司、保健司、防疫司、统计司）、二所（中央卫生实验所、卫生行政人员培训所）和一校（第一助产学校，专门针对孕妇接生和保健）。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述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析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时，当时全国存在大量失业人员，难民、灾民和孤老残幼；加上遭受了遍及16个省的特大洪灾，据粗略统计全国急需救济的群众达5000万人，超过当时总人口1O%。1950年，政务院发布了《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条例具体规定了职工在疾病、伤残、死亡、生育以及年老时获得物质帮助的办法。1953年，政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进行修订，进一步提高了保险待遇标准，扩大了劳动保险实施的范围，规范相关保险程序。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社会救助体制初步建立，其内容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生产自救、群众互助等，覆盖城镇失业人员、贫困地区人民、灾民以及农村“五保户”等。救助手段上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人员给与不同救助，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
——《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历程、现状和展望》
材料二 面对社会救济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1832年，英王下令成立“济贫行政与实施委员会”，负责对全国的济贫状况进行调查。1834年，英国议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新《济贫法》。该法彻底否定了户外救济方法，宣布停止向济贫院以外的穷人发放救济金，强迫他们重新回到习艺所去。英国贫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想要达到救助，就必须以丧失个人声誉、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为代价。因此，当时有些贫民宁可饿死，也不肯入院接受救济。然而，新《济贫法》创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行政机构―济贫委员会，将济贫由分散变为集中，克服了地方济贫管理腐败和不称职的局限，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奠定了基础。新《济贫法》使社会救助脱离了其狭隘性而走上了国家化和社会化的道路，形成了以政府直接管理社会救助事业的传统，并成为以后欧美各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典范。
——杨思斌《英国社会救助制度变迁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分析新中国初期和近代英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新中国初期社会救助制度与近代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异同。
材料 19世纪，英国流行性瘟疫高发，城市人口死亡率特别高，城市公共卫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839年，查德威克进行城市卫生状况调查并发表《英国劳工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报告列举城市卫生的恶劣状况，明确指出这些灾难是地方政府失职或无能造成。1848年，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要求对污水和废弃物进行集中处理。中央政府建立卫生部，负责全国的卫生管理工作。地方政府逐步建立卫生委员会，负责当地的供水、清洁、排污等涉及卫生的管理工作，卫生工作成为政府的日常事务。为了克服地方政府的无序混乱局面，中央政府成立“地方政府部”，加强对地方事务的督促。1875年，新的《公共卫生法》颁布，汇集已颁布的30余部法律，并明确地方政府必须执行。随着这些法律的执行，城市卫生面貌大有起色，居民的死亡率显著下降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改革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公共卫生改革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