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国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的并收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
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期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国家。
——摘编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二 唐太宗时期,规定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七十以上及废疾,既不任徒役”。唐太宗奖励那些孝义之家,为高龄老人配侍丁。当巡幸某地,或碰上遇甘雨、谒献陵等重要事件时,他还会赏赐弱势群体。五代以后,贞观时期开创的唐朝社会保障措施大多留存下来。
——摘编自赵克尧等《唐太宗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太宗保障弱势群体的举措所体现的传统思想及作用。
材料三 北宋时期政府还关心人员聚集的监狱的卫生情况从景德三年（1006）起,每年暑热难当时,便进行虑囚,以避免牢狱疾病疫情流行。宋代设立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并设置了太医局、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朝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技术,大量刊行医书,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北宋成平三年六月,宋太宗“以两浙灾疫,深所轸念,命三馆检讨灵迹以闻。于是,遣使遍祭其山川祠庙,为民祈福”。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中央下诏说:“访闻近日在京军民,难得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北宋末年政府开始对安济坊进行管理由国家拨发安济坊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北宋时曾巩在评论开仓赈济时说:“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辩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政府对疫病防疫的具体措施及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清代在报灾、勘灾、审户、发赈等方面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要求和限制。对报灾，规定“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逾期处罚。对勘灾，要求勘灾时间与报灾同时进行，灾重之处，要求督抚亲往查勘。……清代每年都有部分地区实行蠲赈，赈务用人多，查勘量大，但清廷组织周密，各项程序均有定例，且要求官吏遵行快办。清代的救灾政策，多载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则例》中，或通过上谕“永著为例”，具有一定的法令法规效力。不仅如此，清廷还把办赈的好坏作为评估官员政绩的依据。此外，当政者还认为灾害是人事的预兆，封建君臣只有不违天命，从修身做起才能达到消灾的目的。
——摘编自岑大利《清代的救灾政策述论》
材料二 1947年至1948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灾荒。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粮食，救济灾民。边区政府还组织与发挥群众力量进行生产、团结互助，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组织群众进行纺织、运输、熬硝等生产。还从陇东及山西晋西北等地调运大批粮食救济灾民。同时，边区政府组织重灾区灾民迁移到延安、甘泉、志丹一带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党政机关和部队还厉行节约，支援灾民。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到1949年初，边区绝大多数地方渡过了灾荒，恢复了生产，为西北地区的解放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摘编自赵朝峰《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救灾工作述评》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灾荒频发。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剿匪、反霸、土改运动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战胜灾荒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从西南大区到地区再到县到乡村都建立起专门的生产救灾机构，领导广大农民生产以及战胜灾荒。还通过召开各级各类会议及各级报纸来宣传党和政府新的生产救灾的方针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南地区的农民掀起了自救的热潮。
——摘编自贺家明《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生产救灾研究综述（1950—1956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救灾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救灾措施，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救灾取得成效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开展救灾活动的意义。
材料一 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简称《济贫法》，让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儿、无人赡养的老人和身体残疾人得到救济或赡养；给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让他们能够以此谋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1834年，英国又颁行《济贫法修正案》，严格禁止对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济贫院之外的救济，对于申请救济的贫困劳工要求他们必须入住济贫院，并从事教区安排的工作以获得救济。这就进一步完善了英国社会的济贫制度，不但明确以社会政策的方式规定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能享受济贫院之外的救助，接受救济的穷人的生活标准必须低于自立劳动者的生活标准，而且建立了全国一致性的贫民处置方法，并向每一位居民土地所有者征收济贫税。在此基础上，1847年，英国中央成立济贫法部，统一监督各联合济贫区的工作，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务部，监督地方事务，包括济贫工作。
——摘编自汪洪涛《英国济贫法的历史演变对中国反贫困制度内核修复的启示》
材料二 1978—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变化情况（单位：%）
| 分组 | 年份 | ||||
| 1978 | 1980 | 1983 | 1984 | 1985 | |
| 500元以上 | 0.0 | 1.6 | 11.9 | 18.2 | 22.3 |
| 300—500元 | 2.4 | 11.5 | 34.5 | 38.6 | 39.8 |
| 200—300元 | 15.0 | 25.3 | 32.9 | 29.2 | 25.6 |
| 150—200元 | 17.6 | 27.1 | 13.1 | 9.4 | 7.9 |
| 150元以下 | 65.0 | 34.5 | 7.6 | 4.6 | 4.4 |
| 合计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摘编自程承坪等《新中国70年扶贫历程、特色、意义与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34年英国修正《济贫法》的原因，并概括近代英国进一步完善《济贫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指出我国1978—1985年扶贫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英国和现代中国处理贫困问题的异同。
材料一 唐代悲田养病坊是设置于寺院、专门收养贫病孤老者的机构。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些笃信佛教的皇帝、贵族等设立了专门的救济赡养机构。大业年间(605—617年)有的佛寺设置“普福田业”、“造福处”等机构以施舍贫病之人。武周末期，寺院中病坊数量增多，政府遂设置悲田使管理其事务，但具体事务仍由寺院主持。玄宗时期，宰相宋璟认为，病坊“骤聚无名之人......实恐逃逋为薮，隐没成奸”,故请求罢去悲田使,对于病坊中收容的病患之人,“分付其家”，但玄宗未批准。734年,玄宗下诏“禁京城乞丐，悉令病坊收管，官置本钱收利给之”。但是这些钱并不是用于病人日常生活开支，而是作为紧急备用金，只要天气许可，病人必须外出自谋饭食。宋代“安济坊”；元明“惠民药局”和清“养济院”等机构都多多少少地仿效了唐代病坊。
——摘编自张志云《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
材料二 古时，人们常用“疠”来代指传染病。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手握着随时可令瘟疫流行大权的“西王母”的记载。此外《山海经》还记载了熏草等药物。周代设有专门禳除疠疫的巫祝，专门负责清扫道路的"野庐氏"。《礼记》中也有“日五盥”的记载。人们还通过举行“傩”仪式来驱除带来疫病的鬼。到了秦朝，法律规定“疠者有韋(罪)，定杀”，“当迁疠迁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秦律对“弃灰于道者”也要给予一定的刑罚。汉代的皇帝常在疫情严重时下达“罪己诏”，以求上天的原谅。汉代还通过制定法律将其大力推行“休沐”。《晋书》中还有“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的规定。到了隋唐时期，还出现了慈善性质的专门收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此外，中国古代各朝还有专门负责天文观测的机构,如秦朝的太史令、唐朝的太史局等通过对天象的观测对疫病进行预测。
——摘编自董维《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思想变迁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悲田院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防疫的主要措施及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疾病防治的认识。
材料一 古罗马伴随着对外征战和城市的扩大，曾发生过多次瘟疫。但当时罗马人把瘟疫的发生与神罚联系起来，于是大量修建神庙，定期向神献祭，而医疗和医生都得不到重视。医疗条件的限制使罗马人相信对疫病的预防胜于治疗，他们认为最佳的预防方式是卫生清洁，于是在罗马城修建大量的公共浴场和公共厕所，修建了许多输水和排污管道，成立了水务委员会作为维护城市用水的机构，并催生出与之配套的公共卫生法。
——摘编自刘琳琳《古罗马城输水道、排水道的建设及其对公共卫生的意义》
材料二 1831和1848年英国曾爆发了两次霍乱，当时正值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拥挤的住房、恶劣的卫生环境加剧了霍乱的流行，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医疗卫生改革者们认为，预防疾病要比遭受这些疾病带来的后果更划算，他们推动议会在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组建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公共卫生机构，建立起了城市的供水和排污系统，推动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就此展开。
——摘编自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材料三 按照布罗代尔的研究，在前近代时期，欧洲城市，公共卫生情况大同小异，人们一般通过排放污水管道处理污水（主要是雨水），通过清洁工处理固体垃圾。直到18世纪，巴黎、伦敦的河畔依然成为人们自由大小便的场所；城内街道无清扫街道章程，是以各街道泥淖拉杂，堆积甚多；饮水也成问题因为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糟糕的卫生状况导致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极易流行。
19世纪前后，欧洲城市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空前发展起来。伦敦、巴黎等城市大型排污系统的建设、自来水的使用、室内抽水马桶的使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使城市公共卫生得到很大改善。19世纪中叶细菌学和寄生虫学的建立，使人们开始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使得这些城市率先实现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罗马和英国在疫病防治方式上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中叶英国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概括，相比于前近代时期，19世纪欧洲公共卫生事业进步的表现有哪些？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欧洲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条件有哪些？
材料一 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强调子女要孝敬父母。在中世纪晚期，西方人的家庭以小家庭为主，世代同堂的家庭很少。当时各种各样的劝告书不断告诫人们仅仅依赖儿女来养老是靠不住的，敦促人们要积累充分的财物，且不要在生前将财产转让给子女。老人大多以签订养老协议的形式，在将财产让渡给继承人的同时，确保继承人承担赡养的义务。协议在老人的吃、住.穿、用等几大方面做了十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老人可以选择与无亲族关系的人，甚至社会机构签署协议，不过当时大多数养老协议仍是在父母与子女或其他亲族成员之间签订。老人获得什么样的养老条件，基本上取决于自己所掌握财产的多少。
——摘编自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老人及其赡养》
材料二 “养老”在中国古代的礼制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宋至清末，是中国古代家庭养老系统的强化阶段。宋政府严格要求子孙与祖父母、父母同居共处。二代户中父亲为家长，三代户中祖父为家长。家庭中的所有财产均归家长专之，“卑幼不得而自专也”。人们强调“天下无不是底（的）父母，父有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一切以父母的喜怒哀乐为行事标准。《清律例》还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家庭养老所追求的不只是养老行为对老年人生活的实际利益，更是养老行为中蕴含的所谓“理”。“孝德”是选拔官吏的重要参照，统治阶层对于“尊老养老”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
——摘编自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宋以后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晚期西方养老观念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养老观念形成的原因及对当今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周代开始，中央政府经常派出使者“分行四方，延问疾苦”，以便及时“赈济百姓”。汉代各级政府与扶贫相关的财政事权就包括了收养孤儿、贩恤鰥寡、救疾医病、放贩救灾、助贷贫民、协助生产等十多项。汉代限民田，曹魏屯田制，北魏隋唐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则对农民生产提供帮助，如大兴水利、提供种子农具的贷款、编制农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独孤园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中唐时，刘晏强调国家赈济要适当：“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唐宋时期，政府针对各种贫弱对象，都设立了专门的救助机构，这些措施为元明清历代所继承，并有新的发展。
——摘编自史卫《古代财政与扶贫》
材料二 最早到达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主要是靠互帮互助来度过难关，移民到达新大陆不久之后很快就效仿英国建立了济贫制度。1929年下半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承担起社会责任。当时的美国总统死抱着“自愿救济”和联邦政府不参与社会救助的信条，未采取任何措施。1933年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并于当年5月签署了《联邦紧急救助法》，标志着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一联邦紧急救助署的成立，开辟了公共救助的新纪元。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部法律一改济贫制度下事后救济的做法，将贫困的预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社会救助立法的里程碑。该法案在对待贫困问题上采用了两道防线，即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该法案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者、儿童、妇女、老年退休人员与残疾人纳入公共援助体系，形成了不同类别的社会援助计划。
——摘编自于婷《中美社会救助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中国广大农村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1986年，国务院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划定重点扶持区域，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国家扶贫行动。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督战，提出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建立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明确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奋斗目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美国《社会保障法》颁布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扶贫工作的核心举措，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食品安全治理理念起源早.《礼记》规定，“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随着商业发展，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地突显出来。到了汉代，政府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主要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汉律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与盗同法”。唐代是食品安全管理关键期：与食品安全法规建设的同时，唐朝在宫廷中设置尚食局和太官署，专门负责掌管膳食安全，同时在民间设立行会进行管理，行会的管理纳入到官员考核范畴。在此期间药食同源理念得到较大发展，并涌现出一批药学著作。例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北宋对食品安全的治理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对违法乱纪者实行“重刑”。清朝法律在食品安全监管上从对人的处罚转移到问题食品上，并执行严格的食品安全抽检制度。
——摘编自赵向豪等《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理念的历史追溯与反思》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食品安全问题日渐突出。19世纪中期，《柳叶刀》杂志对食品质量卫生调查报告，引起英国舆论界的空前支持和响应。在此情况下，英国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掺假问题，并在1860年通过了《食品掺假法》，授权地方当局成立“公共分析师”.但是“没有建立中央机关，确保食品安全的责任完全是地方性和可选性的”。1875年英国最终通过《食品与药品销售法》，扩大了地方委员会权力，增加分析师人数，最重要是扩大中央控制权力。此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地方政府委员会终于成为主管英国食品安全的重要机构。在该机构的努力下，到20世纪初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初步完善。
——摘编自魏秀丽《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历史考查》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和近代英国在食品安全治理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860年英国《食品掺假法》的背景。并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外国食品安全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状况统计
| 时期 | 耕地面积（亿亩） | 粮田面积（亿亩） | 人口（亿） | 人均粮田（亩） | 粮食亩产（公斤/亩） | 人均占粮（公斤） |
| 战国末期 | 0.9 | 0.85 | 0.2 | 4.26 | 108 | 460.5 |
| 西汉末期 | 2.38 | 2.24 | 0.6 | 3.76 | 132 | 496.5 |
| 唐朝 | 2.11 | 1.99 | 0.53 | 3.76 | 167 | 628 |
| 宋朝 | 4.15 | 3.9 | 1.04 | 3.75 | 154.5 | 579.5 |
| 明朝 | 4.65 | 4.2 | 1.3 | 3.23 | 173 | 559 |
| 清朝中期 | 7.27 | 6.18 | 3.61 | 1.71 | 183.5 | 314 |
——据吴慧《农道：解读中国粮食问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农产品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海关报告显示，历年出口的农产品占出口货值的比重，1873年为2.6%，1893年为15.6%，1903年为26.8%，1910年为30.1%。同时，晚清政府对进口西方米、麦、五谷免税，使洋米洋面得以在中国乘势倾销。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益扩大，挤占了粮田，以及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对粮食的需求。这都影响到近代粮食生产，导致粮食短缺。
——据汪德平《近代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均占粮仅为210公斤。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人均380公斤左右；人均肉类产量41公斤、水产品21公斤、禽蛋14公斤、水果35公斤、蔬菜198公斤，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据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粮食问题》（1996年）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粮食生产的情况，并说明晚清粮食生产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建国后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据统计，自霍乱于1817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清代中国共发生了4次霍乱大流行。尽管清代国家对霍乱等疫病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把日常性的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这一趋势到清末最终演变成国家在新政中，将自身的卫生和医疗职能明确和制度化。与官方相比，清代社会力量对霍乱的救疗更加积极主动。除了施医送药、祈神驱疫等传统活动，上海等地的乡贤和慈善机构还在外国势力的刺激下，成立了实行强制查验和隔离的防疫医院。国内医学人士也初步完成了中医学对霍乱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甚至有的医家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与霍乱的关系，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摘编自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1年由印度传入英国后，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实行隔离措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但效果甚微。1831—1832年霍乱以后，把霍乱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逐渐被大多数英国人接受。1848—1849年霍乱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成立了卫生总会负责改造城市卫生。然而，该措施并没有阻止1853—1854年霍乱的再次降临，反而因把城市污水肆意排入河流，加剧了霍乱的传播。1866年霍乱证明了斯诺医生关于霍乱病菌通过饮用水传播的理论。据此，英国议会出台了1875年《大公共卫生法》和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切断了霍乱传播的途径。到19世纪末，英国霍乱防治的方法被接纳为国际预防措施的基础。
——摘编自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国与英国霍乱防治方式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中国与英国霍乱防治的共同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霍乱等疫病与工业文明的关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