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古代思想家们提出了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友弟悌等家庭伦理道德规范。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以父慈子孝作为调节父子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从根本上服从于“父为子纲”。它片面强调“子孝”，否定子女的独立人格，维护了传统家庭中的不平等的尊卑制度。夫权逐渐强化，男尊女卑、夫主妻从等伦理也随之被强化。人一出生便被包围在层层的家庭关系中，个人是血缘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上以继宗庙，下以续万世。传统的政治以伦理为本位，伦理以血缘为原型，最终的原理是家庭血缘的情理上升为国家政治的法则。

——摘编自王苏《试析传统家庭伦理的内容及其特征》

材料二   工业革命首先给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特别机遇。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们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获得一定经济权利，并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妇女经济的独立为其独立精神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妇女而言，社会工作取代了其往日生活中家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了家庭的首要地位。从而动摇了妇女家庭观念的基础，使家庭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包括夫妻趋于平等现象以及夫妻平等感的产生；妇女婚姻观的变化——已摆脱由婚姻获得生存的命运，她们的自立使之可能甚至必然获得其婚姻的自由；生育观的变化——冲出了教会所代表的中世纪生育观束缚，表现出新形势下的新观念，即要求并习惯于避孕和节育。妇女们从内心不愿再作原先传统社会家庭中男人们的家庭奴仆，也不愿再在家庭男权权威的专横下懵懵懂懂地虚度一生。从此，女权意识开始萌发，妇女也有了在家庭中和男子平起平坐的愿望。

——摘编自黄雪蓉《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妇女家庭观念在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变化》

材料一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英国完全抛弃了关税保护，确立起自由贸易政策。政策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后英国对市场的需求。自由贸易政策将英国经济推向世界市场。

——摘编自宋华《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形成及其影响》

材料二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更加助长了本已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各国间的关税大战愈演愈烈。美国将关税水平提高至53%，推动了45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关税。国际贸易进一步趋于萎缩，而这反过来又加深了危机本身。

——杨起善《关贸总协定与复关对策研究》

材料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贸易的自由化。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组织，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叶柏林《如何应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材料一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岭”。1681年，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在漠南蒙古游牧地塞罕坝设“木兰围场”，以滋养武风，锻炼军队。据统计，自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139年间，共举行木兰秋狝105次，由此给塞罕坝的生态带来了巨大伤害。1863年，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首开围禁伐木，至光绪三十年（1904），累计130．3万亩林地开围放垦，原始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省，塞罕坝丰富的森林资源成为其疯狂掠夺的对象。战争年代，山河破碎，塞罕坝山火不断，又让其雪上加霜。到1949年，塞罕坝地区已退化为高原荒丘，呈现“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荒凉景象。

——摘编自三人石《塞罕坝兴衰简史》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向全国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1962年，林业部决定建立直属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同时从全国18个省市大中专学校抽调127名毕业生，塞罕坝复苏工程正式启动。塞罕坝人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高寒地区全光育苗技术，探索创造了“三锹半人工缝隙植苗法”“苗根蘸浆保水法”等造林技术。为防范火灾，林场建立了火灾预警监测系统，逐步形成了全天候、全方位、立体火情监控体系。林场从自然保护、经营利用和观赏游憩三大功能一体化经营出发，全面发挥人工林的经济和生态双重效能，提升森林质量。如今林地面积已由建场之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每年可涵养水源2．84亿立方米，累计上缴利税超过5000万元，为社会提供苗木2亿多株，为当地群众提供劳务收入1．5亿多元。2017年，在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塞罕坝机械林场荣获2017年“地球卫士奖”。

——摘编自自然资源部《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等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环保工作由专职的“虞衡”部门负责。配合虞衡职司的还有一定的惩罚法令。《唐律》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措施及对违反者的处罚标准。当时，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城市绿化、污水排放、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等都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围，政府还把京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

——摘编自李玉皎、刘丰《从中国古代环保制度看现实环保法律的完善》

材料二   下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演变

——摘编自吴舜泽等《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40年演变》

材料一   道家是生态文明的鼻祖。……老子和道家思想主张人与自然万物是连续一体的，自然存在具有深刻的价值，人类应当尊崇自然，关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所勾勒的世界蓝图是万物和谐，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这正是全球正在努力实现的生态文明社会的伟大理想。

——摘自国家林业局网站《生态文明的历史必然》

材料二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的独特价值在于：第一，用“可持续发展”这一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总结并统一了人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使它们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第二，第一次深刻而全面地论述了20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主题（和平、发展、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当作一个更大课题（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来追求，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径。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摘自李景源等《论生态文明》

材料一   16世纪，英国各地粮价普遍上涨，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为解决这一问题，都铎政府任命专门的委员探查各地粮仓，查办国内粮食贸易中囤积居奇、转售获利、垄断市场等问题。1534 年、1536年，议会分别通过法案，禁止任何人拥有2000只以上的羊或两个以上的农场。1555 年，议会通过“限制谷物食品及木材出海法案”。爱德华六世时期，政府正式设立粮食储备委员会。1578年，粮食储备管理权从市政机关转到商人公司组成的12个同业联合会手中，粮食储备开始走向商业化。这些措施对平衡国内各地粮食供求、稳定粮价、接济穷人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摘编自王明伟《16世纪英国粮食政策研究》

材料二     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为了保护本国农业免受国外廉价谷物的冲击颁布了谷物法。谷物法实施后，英国农业新技术、新工具得以应用和普及,小麦价格从1830年的每夸脱62先令的年平均价降到1835年的38先令。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圈地运动的进行,大量的自耕农和小农场主失去土地而成为雇佣工,但是英国工业的发展尚不足以吸纳如此多的就业,到1841年,英国持有土地在100亩以下的小农场主尚有142358个,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谷物法颁布后经1828、1841年几次的调整,于1846年才最终废除。

——摘编自黄少安《对英国谷物法变革(1815—1846)的重新解释及对现实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政府历来重视社会救济。汉朝建立常平仓制度，积谷备仓，调节粮价。隋唐时期，政府既重视官方储备，也大力提倡民间积储。隋文帝置仓积谷，预防荒年，还鼓励民间自置公共粮仓“义仓”，令各州百姓在收获时按贫富分三等出粮，于当地造仓积蓄。官仓救大灾，义仓防小灾。宋朝以来，宗族内部的救助活动逐渐兴起。宗族通过设立义田、义学、义宅、义冢等族产，在衣食、住行、婚娶、蒙养、丧葬等方面资助族中贫困者。北宋范仲淹在族内创设义田，赈济族人，影响深远。明清时期，慈善组织开始兴起，出现了善堂、善会等慈善机构。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事业的重点是救济贫困，组织形态以教会和慈善组织自发为主。18世纪20年代以后，教区相继建立济贫院，“济贫院体制”逐渐发展。到18世纪70年代，全国约有2000所这样的济贫院。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先后通过修订《济贫法》（1834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48年）《初等教育法》（1870年）等，要求政府承担更多扶助贫困和提供基础教育的责任，并增设济贫部（1847年）地方事务部（1871年）教育部（1899年）等政府机构，搭建起管理社会事业的基础框架。

——摘编自王薇《英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历程、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食品安全治理理念起源早.《礼记》规定，“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随着商业发展，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地突显出来。到了汉代，政府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主要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汉律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与盗同法”。唐代是食品安全管理关键期：与食品安全法规建设的同时，唐朝在宫廷中设置尚食局和太官署，专门负责掌管膳食安全，同时在民间设立行会进行管理，行会的管理纳入到官员考核范畴。在此期间药食同源理念得到较大发展，并涌现出一批药学著作。例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北宋对食品安全的治理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对违法乱纪者实行“重刑”。清朝法律在食品安全监管上从对人的处罚转移到问题食品上，并执行严格的食品安全抽检制度。

——摘编自赵向豪等《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理念的历史追溯与反思》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食品安全问题日渐突出。19世纪中期，《柳叶刀》杂志对食品质量卫生调查报告，引起英国舆论界的空前支持和响应。在此情况下，英国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掺假问题，并在1860年通过了《食品掺假法》，授权地方当局成立“公共分析师”.但是“没有建立中央机关，确保食品安全的责任完全是地方性和可选性的”。1875年英国最终通过《食品与药品销售法》，扩大了地方委员会权力，增加分析师人数，最重要是扩大中央控制权力。此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地方政府委员会终于成为主管英国食品安全的重要机构。在该机构的努力下，到20世纪初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初步完善。

——摘编自魏秀丽《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历史考查》

材料一   在十五世纪之前，天花大本营局限在欧亚大陆、西非、北非，以及一些毗邻地区。十六到十八世纪，每隔十几年，美洲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天花病，感染者死亡率高达25%—30%，最终导致美洲许多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人口长期下降。有学者指出，“虽然欧洲人带给新大陆的第一种疾病不得而知，但记录最好的疾病是天花”。北美洲的天花疫情于1518年首次爆发于艾斯帕尼奥拉岛的非洲黑奴中，很快病毒便蔓延到整个加勒比海地区，1520年传播到墨西哥，无数人被夺去生命，疫情波及到的人数约占1492年（印第安）人口总数的90%。

——摘自《剑桥插图医学史》

材料二   1831，英国爆发霍乱。10年间，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工业城市的平均死亡率从20.69‰升到30.8‰。1843年发表的《英国劳动人口环境卫生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都是由腐烂的动植物、潮湿与肮脏引起、加重或传播的，与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也紧密相关”。

——摘编自《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建立》

材料一   霍乱在19世纪30—50年代的英国伦敦曾连续暴发。1842年，埃德温·查德威克在历时三年深入调查后完成《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调查报告》，认为肮脏的环境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政府应负责供应清洁的饮用水、处理污水以及消除污染源。该报告被提交给枢密院并公开出版，公共卫生成为社会热议话题。约翰·西蒙任卫生总署首席医疗官后，将公共资金转用于传染病的调查，并大力推动议会在1872、1875年通过并完善《公共卫生法案》，全面涵盖了关于住房、饮用水、污水和传染病防治的规定，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体系得以建立起来。

——摘编自赵秀荣《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大政府”——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发展与国家权力》

材料二   成立初期，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健康。

中共中央为此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通过编写书刊普及科学卫生知识，破除迷信；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建立疫情报告制度，早报告、早治疗、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等；建立和完善基层卫生组织和各专业性防疫机构。同时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改善生活环境和卫生习惯。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初期的疫病防控取得了重大成就。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疫情与国家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