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古时起，中国人便对埃及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永乐大典》等古籍便有对古代埃及的相关介绍，但这些记载几乎都是由番外使节或商人转述而来的。19世纪中期，王韬等人以及清政府派往欧洲各国的使臣们成为埃及访古的首批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热衷于收藏埃及文物，如朝廷重臣、金石学家端方就曾收购了不少埃及铭刻，这些铭刻中的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近代早期国人对于古代埃及文明抱有的是一种盲目猎奇的心理。

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最新考古成果的传入，作为历史新兴分支学科的埃及学以及相关知识也被大量报纸杂志所刊载。……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反思埃及历史的高潮。当时的报刊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帝斗争和独立运动的报道，如1936年的《知识半月刊》就刊登了《怒吼吧，埃及!怒吼吧，中国!》的文章。穿越时空的阻隔，中国与埃及终于在近代纷乱与动荡的历史舞台上相遇了。

——摘编自张赫名《穿越时空的相遇——近代中国人对埃及的认知与研究》

材料中国传统村落作为一种不可再生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赤桥村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村落，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2019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子因桥而名，桥则因人而名。其人名日豫让，春秋时期晋国正卿智伯的家臣。公元前453年，智伯兵败身亡，豫让为给主公报仇，谋刺赵襄子未遂，他拔剑自刎，传说他一腔热血使渠水泛红，桥面尽赤。百姓感念其忠肝义胆，改村名为赤桥村。在赤桥村还生长着13棵千年古树。这13棵古树，除了槐树的自然属性外，还具有一种社会属性，名日“社树”。据《周礼》记载：“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这树便成了社区的边界，人们在树下乘凉、议事、祭祀，形成了礼制社会最初的模样。赤桥村108姓的融合共存，造就了赤桥村的繁荣，让“和而不同”的乡风理念开枝散叶。

——摘编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历史街区调研——山西省太原市赤桥村》

材料“全球史观”模式提倡要把传统的以国别为基础的世界史“全球化”，要以恰当的方式把个别的文化、帝国、区域与民族国家描述为一个整体系统的组成部分。以下是某国根据这一模式颁行的历史教学国家标准中的“世界史”课程，共分为十个章节。

——摘编自孟钟捷等《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育：亚欧教科书叙事特征比较》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希腊世界与中国部分大事简表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从文化上来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从文化底蕴上来说二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深渊。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

——摘编自孙皓晖《早期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材料一   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   欧洲市民体育形成于11-13世纪左右，伴随城市重建和市民保卫城市自治的运动而产生。为了保卫城市自治，市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体育社会团体组织——“协会”，如“射手协会”、“击剑协会”、“骑射协会”等；市民基于职业不同组成的行会，也定期组织与本职业相关的身体练习和比赛。欧洲市民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卫城市的军事训练、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学徒格斗和底层市民的节日狂欢等。

——摘编自张爱红等《中古时期中国和欧洲市民体育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 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撰写《史通》一书，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但这并非史学家的最终目的。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目的在于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视修纂前朝历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以此作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诏令纂修宋、辽、金三史。清朝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即下诏修明史。他们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作为学习的榜样，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中国文化与外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物质文明上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仅惠及近邻东亚文化圈内，而且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世界的文化也影响甚巨。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增多，外交史和各国史地也成为史学研究重点之一。一方面，清官方也开始关注外交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后又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几部书，就是官方主持修撰的大型中外交涉历史的资料汇编。另一方面，一批出使国外的大臣在以日记形式详细记载外交事务的同时，还对所出使国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进行考察，留下了丰富记载，如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事》，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等。

——摘编自刘俐娜《晚清的史学发展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