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唐代，“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的盛况空前。同时，器物使用“不闻华夷，兼收并蓄”。当此之时，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成为手工业发展的缩影。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   明朝末年，有记载的英国最早来华的商人，通过一位懂得中葡语言的通事（注：翻译人员），与中国人打交道。清朝前期，朝廷实施了特色的对外政策，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的窗口。在对华贸易中，英国的对华贸易需求旺盛，欧洲其他国家风尘莫及。双方的语言交流逐渐成为热门话题。18世纪上半叶，广州英语开始“稳步而迅速地取代澳门葡语而成为中外贸易不可替代的国际通用语”。从l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广州英语在中国南方口岸发挥着贸易通用语的主导作用。以汉字注音的广州英语词汇读奉和手册商务英语教材纷纷出现。如《红毛买卖通用鬼话》《通商指南》《华英贸易字汇》等。

——莫再树《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

材料一   在“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凡是周围的国家，中国人就相信他们文明等级比我们低，应当向我们学习、进贡、朝拜。天朝只看重藩属是否归顺，而轻视疆土划分。

历代王朝认为模糊波动的边界反而有助于鼓励蛮夷的慕化之心，清晰稳固的边界却会阻断华夏文明价值的扩张，疆域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朝贡体系自汉末就得到了确认，并在此后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定制，一直沿用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之前主要以列封藩邦属国的形式巩固边关。

——摘编自葛兆光《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缘》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清王朝面临强敌窃边的边疆危机。1865年，薛福成先后追随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担任其幕僚，长期办理洋务外交，得以了解和学习西方外交理念及其运作方式，外交思想逐步近代化，在与英国进行西南边界勘定和界务谈判中，明智而务实的薛福成抛弃传统的“天下——王土”观念，代之以“寸土必争”的领土主权意识。1892年，薛福成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进行了多次谈判，援引国际公约，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他还力请朝廷选将练兵，切实加强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卫。西南地区从王朝国家的“藩篱”，变成了与内地“唇亡齿寒”的边防要地。中法战争后，清王朝分别与法、英勘定滇缅、滇越、粤越以及西藏与尼泊尔、东北与日朝之间的边界线，这些较为清晰的现代民族国家间的边界线，意味着传统的属国或朝贡关系最终裂变。

——摘编自林开强《清王朝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简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