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洋外交初期亦有其力争主权和反对列强干涉内政的篇章，不可全盘否定。北洋初期外交不是简单的排外与制夷思想，而是积极地妥协思想和对外依赖思想的结合。北洋政府初期外交多集中于满蒙藏地区中外利益冲突上……一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力图抓住时机争取独立、自由和平等、自主的国际地位。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北洋外交尽管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但争回了部分主权。“九国公约”的成立、“蓝辛一石井协定”的取消及英日同盟被拆散，均有利于中国。这些斗争的成果可以充分表明北洋外交思想及实践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北洋政府在民意推动下，主动争取失去的国家权利，也说明依赖主义的外交思想已开始向国际平等主义外交思想转变。

——魏延秋《北洋军阀政府前期的“维持外交”》

材料二   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需要超越事务层面来思考和构建未来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仅需要中国拿出更多的物资贡献，还需要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和学说，要发挥大国的“引领和塑造”作用，则要求中国的外交不但是“中国本位”，还要是“世界本位”。只有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形成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关联

——崔立如《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

材料一   作为中国古代的国际秩序模式，朝贡关系虽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但奉行王道德行，追求和平主义，构筑了以中国为中心、不对等的特殊国家关系。它被视作“松散的政治联盟”，不过“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朝贡关系亦是不合时宜的国际秩序模式，其各种理念和规则不无局限和弊端，尤其是妄自尊大的“天下共主”理念和跪拜等仪礼，有悖近代平等原则。但其中又包含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和规则，体现了中国的“自克”、“仁恕”等理念，就当今世界而言，这些理念仍具借鉴意义。

材料二   条约关系是以不平等和强权政治为内核构筑的国际秩序，但同时又带来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和新观念，包括近代交往方式和国际法中某些进步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朝贡体系的缺陷，刺激中国了解和走向世界。清王朝渐次摒弃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改变朝贡关系不对等的交往形式，认识和建立近代交往之道及其外交体制；同时在客观上促使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产生和形成，知悉与接受国际法中的积极内容，逐步从中汲取维护国家权益和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要素。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