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怀柔远人”体现了中国皇帝或君主对待蛮夷居高临下的心态，古代“天下中国观”与“夷夏之辨”是“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传统的天下中国观认为，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以华夏民族为主干的所谓“中国”是宇宙文化的中心；所有的非中国人是未开化的“蛮夷”，中国的统治者理所当然被描述为天下全人类的君主。怀柔须建立在“德治”与“自治”的前提下。作为历代帝王的治术，怀柔的手段不外赐予、和亲、通商、教化等形式，以彰声威。最终目的是以“礼”来“定君臣之分，严夷夏之防”。儒家思想的“怀柔”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的象征，但其影响深远。

——摘编自苟德仪《“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及清朝实践》

材料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订约规定，“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一片面最惠国条款，虽出于英国的主张，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清政府的同意，除强权政治等因素外，就中国而言还由于它符合传统的怀柔之道。……甲午庚辛时期，清政府的利益观念有了新的扩展。如伍廷芳用儒家理论批评西方自私自利，认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互利就应是它们（国与国）每一次交往的基调”。其后，光绪帝谕谓：“立国之道，先富而后可强”“柔远之道，寓于通商，而实富强之本也”。柔远之道已与国家利益和自强相联系，而不是以往的单方面施恩。上述思想，通过阐发和深掘中国传统观念中被忽略的积极意义，并与最惠国待遇的国际惯例结合起来，由此更进一步揭示了相互利益观念的正当性，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中国根据公平正义原则的利益诉求。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对外关系中利益观念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