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新中国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党、兄弟国家互动频繁，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很少发生官方联系，意识形态亲疏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标准。中苏两党的关系带动两国关系发展，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援建。除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外，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互动频繁，与非洲国家往来密切。不管是中国周边安全，还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都得到了实现。新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围绕经济建设展开，党际关系服务经济目标。一切对外工作围绕国家利益展开。这一时期，政党外交中意识形态以服务国家利益为目标，二者呈现出正向关系。

材料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巨大转变中，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历史，总结其中历史经验教训，对夯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构建、推进新时期政党外交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胜刚《新中国政党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研究》

材料一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终结。此后，法国国内掀起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但是当时法国内阁仍屈从美国意志，不敢单独承认中国。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法国方面不断有人呼吁承认中国，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横亘着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另一个是台湾问题。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力图阻止中国和法国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这使得中法在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印度支那事务的干涉越来越深，再次与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矛盾。1963年，毛泽东多次强调争取“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释他的中间地带思想。此时中国政府重视戴高乐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最后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中法建交联合公报》。

——摘编自翟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伴随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对外交策略的制定，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三条外交脉络——生存、富强、和谐。中国外交70多年来，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国际交往日益密切，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国际战略也随之丰富和发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是中国国际战略确立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方针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任务。在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了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就必须制定一个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外交政策和执行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外交策略。

——摘编自刘霏《新中国外交政策：发展、成就及经验》

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迸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一   “怀柔远人”体现了中国皇帝或君主对待蛮夷居高临下的心态，古代“天下中国观”与“夷夏之辨”是“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传统的天下中国观认为，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以华夏民族为主干的所谓“中国”是宇宙文化的中心；所有的非中国人是未开化的“蛮夷”，中国的统治者理所当然被描述为天下全人类的君主。怀柔须建立在“德治”与“自治”的前提下。作为历代帝王的治术，怀柔的手段不外赐予、和亲、通商、教化等形式，以彰声威。最终目的是以“礼”来“定君臣之分，严夷夏之防”。儒家思想的“怀柔”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的象征，但其影响深远。

——摘编自苟德仪《“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及清朝实践》

材料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订约规定，“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一片面最惠国条款，虽出于英国的主张，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清政府的同意，除强权政治等因素外，就中国而言还由于它符合传统的怀柔之道。……甲午庚辛时期，清政府的利益观念有了新的扩展。如伍廷芳用儒家理论批评西方自私自利，认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互利就应是它们（国与国）每一次交往的基调”。其后，光绪帝谕谓：“立国之道，先富而后可强”“柔远之道，寓于通商，而实富强之本也”。柔远之道已与国家利益和自强相联系，而不是以往的单方面施恩。上述思想，通过阐发和深掘中国传统观念中被忽略的积极意义，并与最惠国待遇的国际惯例结合起来，由此更进一步揭示了相互利益观念的正当性，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中国根据公平正义原则的利益诉求。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对外关系中利益观念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