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生存在疯狂仇视它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和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迫使他们走上同我们往来的道路的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

材料二   1922年4月，28个欧洲国家参加的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召开。俄国代表团根据列宁制定的方针，开展外交活动。“俄国代表团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只要欧洲和全世界还处于新的战争威胁之下，任何旨在恢复经济的努力都是徒然的。俄国愿在‘互惠、平等和无条件相互承认’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的贸易界、工业界建立务实的关系。……拥有不可计量的自然资源的欧洲最大的国家俄国，是能够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贡献的。……苏维埃政府决不接受任何奴役性协定。”会议期间，俄国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两国按最惠国原则发展经贸关系，由此创立了和平合作的新型关系。

1924-1925年，英、意、挪、法、日等国先后与苏联建交。1923-1925年，苏联进口的机器和设备增加4倍，重工业物资增长9倍以上。

——摘编自《苏联简史》《苏维埃俄国出席热亚那会议的策略思想》等

材料一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国、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史书上，常用“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义为君臣，情为父子”形容这种邦交体制。到明清时，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路线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官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属国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

材料二   1793年，英国派马夏尔尼为特使来华，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开辟商品市场，最终无果。从1842年《南京条约》开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标志着中国近代条约制度的产生，致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幅衰落。随着中外交往增多、西方国际法和近代国际关系准则传入，清朝官员逐渐产生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到光绪年间，他们更明确认识到，“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施之于彼”，注意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