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对于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来说，选派专门人员出使外国或常驻外国，不仅是世界大势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加强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加强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清政府囿于体制的限制，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风气未开，“以天朝自居的清政府难以割舍万国来朝、恩赐四方的传统朝贡体制，也不愿放弃以‘不平等’态度对待域外民族所产生的优越感”。因此，一直迟迟未能向国外派驻使臣，直到1875年8月，清政府谕旨任命候补侍郎郭嵩焘为首任驻外公使。这标志着清政府在外交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1877年1月，郭嵩焘到达英国伦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第一次按照国际外交礼仪向英国元首递交国书，第一次开展夫人外交，第一次制订驻外公使章程，开创了中国驻外公使的肇端，在中国外交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郭嵩焘的出使也标志着清政府在中西对抗中，最终服从于西方，接受了西方的使节制度，逐渐被纳入到国际关系的轨道中。

此后，清政府又相继向德国、日本、西班牙、秘鲁、美国等国家派遣公使。在近代国际舞台上，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不畏强权，折冲樽俎，力争国权，维护国家尊严的外交家。1876年，清政府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并相继颁布了与此相关规定，中国的使节制度初具雏形，越来越多的驻外人员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11年清朝灭亡，清政府共在19个国家设立了使馆、分馆，派遣了50余位出使大臣，几百名参赞官、翻译官、随员。这些使馆的建立成为中国观察和了解世界的窗口，派驻的使节也起到沟通中外的桥梁作用。

除了公使馆外，1877年，清政府采纳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到清亡时，中国驻外领事网已基本形成。晚清在世界各国总共设置了四十五个领事馆，其中总领事馆十三个、领事馆十六个、副领事馆七个、名誉领事馆九个。在地区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六个）、日本（四个）、南洋（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檀香山，十四个）、中北美洲（十一个）等海外华民聚居地区。在海参崴、秘鲁、南非、莫桑比克也分别设有一个领事馆。在欧洲也设立了领事馆，但大都为名誉领事。

——摘编自苏全有主编《近代中国专题研究》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