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神宗年间，山东的女子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叔叔许配给了丑陋的韦大。阿云因不满这门婚事，趁韦大熟睡时连砍他十几刀，但只砍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县衙很快将阿云拿住，阿云承认凶手就是自己。于是县衙裁定阿云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判阿云斩刑。该案呈送州衙后，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无效婚姻，因此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且阿云有自首情节，应当判处流刑。大理寺、审刑院及刑部经讨论后，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故判处阿云绞刑，而不是流刑。许遵不服，便奏请皇帝裁决。宋神宗支持许遵，下旨免了阿云的死罪。但圣旨被大理寺驳回，宋神宗只得将此案交由大臣讨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极大，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而且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直到被官府拿获后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称不上自首。因此，司马光坚持按照《宋刑统》判处阿云绞刑。在司马光看来，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翰林学士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他认为司法判决应当就事论事，阿云属于“只谋未杀”，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提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同时，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百官对此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最终，宋神宗经过权衡，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流放。

——摘编自袁易鑫《宋阿云之狱》

材料   “文明地带”

1870年以后的40年里，并非仅仅是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实际上确实算是在世界上快速扩张的现代文明的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中心存在于欧洲的某一区域。因为当时的确有两个欧洲：一个内部地带和一个外部地带。内部地带包括大不列颠、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以及奥地利帝国西部某些地区。欧洲海外移民区的某些区域，特别是内战之后的美国，也属于这一地带。

外部地带包括大半个爱尔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还有位于当时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等国本土东面的整个东欧。许多欧洲人海外移民区，比如说拉丁美洲和美国农耕地区，也可认为在当时是属于外部地带。

欧洲人世界之外还分布着一个第三地带，即广袤无际的亚洲和非洲大陆。除了正在现代化的日本以外，从欧洲的标准或文化假设来看，它们全都是“落后的”；并且注定要在1870年以后那半个世纪之内严重依附于欧洲或被欧洲殖民化。187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大都可以写成为这三个地带之间关系的经历。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第一个女火车班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第一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坦克车手、第一个轮船女驾驶员、第一个女推土机手等纷纷涌现，女司机以群体姿态出现，其形象成为现代媒体和文学艺术广泛宣传、大力塑造的对象。

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在观看了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是多么光荣。”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偶然看到了苏联火车女司机的照片，燃起了她做新中国火车女司机的愿望。在苏联专家亲自培训与指导下，田桂英等从普通工厂女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

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书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主义交通工业建设中，克服体力、文化、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尤其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性别偏见，一步步锻炼成为能够熟练地驾驭现代化大机器的女司机的故事。

国家不仅扶持与培养这些勇敢踏入男性垄断行业的妇女，而且给予她们很高的荣誉。田桂英、梁军等都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到专门学校进一步学习深造，逐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干部。她们的事迹不仅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群众日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有的还进入教科书，画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印上了人民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女司机形象长廊里，最大的群体是女拖拉机手。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与认知。

——改编自刘传霞《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形象的生成与多重文化意义》

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材料   晚清时期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从而产生了“纪年”论争。1898年年底，梁启超作《纪年公理》，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新史学》中强调了采用“孔子纪年”的重要性，主张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认为“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汕然而生”。1905年，宋教仁根据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以后革命党一直沿用宋说。1919年，钱玄同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也更符合中国当时正融入世界的形势，“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

——摘编自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材料：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等发表《医药团体对中卫会取缔案之通电》，强调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延续以及人口兴盛功高绩伟，指责余云岫等提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他日西医之技，不传吾国，西方之药不输吾国，此时中医中药已绝迹，西医西药又告穷，则吾全民族之生命，将何所托命？”

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等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

3月17日《申报》刊发了余云岫之《异哉旧医之举动》，重申废止中医的理由，中医界“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域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认为中医界的行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逞一朝急气之忿，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

——摘编自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

材料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在其创刊一周年的“特大号”上设立“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成为中国思想界第一次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进行的思想交流和交融。以下是一些作者的看法：

学者罗吟圃在《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中谈道：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唐庆增在《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中谈道：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的问题是生产落后……在贫困国家……当设法增加其富力……利是人类的本性，搞资本主义，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投资欲望越强，资本自然会增加；如果搞社会主义，则人民之获利的希望小……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不能自拔。

学者张素民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中谈道：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

——摘编自《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