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唐代，凡军国大政的制赦起草先由皇帝交付中书省，中书省由中书舍人先对各奏文书迸行披览，作出初步处理意见，并草拟文告再交由中书令主要由中书侍郎对其进行修改之后。再交给皇帝进行审议皇帝批阅完毕以后会交给中书省，中书省按照批阅意见进行草拟，然后交给门下省进行审议，如果审核通过那么就可以将诏令下达尚书省，一旦门下省认为处理意见不合理，那么就会退还给中书省，由中书省继续草拟诏令，给皇帝进行申报，批阅之后再交给门下省。

——摘编自牟霜霜《唐代三省六部制下的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材料二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国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摘自【明】朱元璋《皇明祖训》

材料三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君主与宰相无等级之差异，所以周朝能统治良久）……后世君骄臣诏，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宰相）避嫌而处，宁使其决裂败坏，贻笑千古。

——摘自【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材料一   14世纪初，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阶级，它不得不与王权相结合，结成同盟来斗争，支持国王逐渐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日渐羽翼丰满，这个王朝国家再也不能体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于是，资产阶级便以全民族的名义展开了对王朝国家的批判，要求获得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要用这些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来构建新的国家——民族国家。所以，在英法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强大的国家，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王朝国家，构建起了近代民族国家。

——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从巴黎掀起的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经过长时间艰难的逐字逐句的争论之后，1789年8月26日，制宪议会最终通过了这个庄严的宣言。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

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这部法典在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和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起过不容低估的示范作用。后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制订法典时，往往以它为范本。拿破仑所创建的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在以后的法国和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直被沿用下来。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所做的事情是这样之多，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据吕一民《法国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1958—1969年戴高乐执政期间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1959年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收回对法国舰队的指挥权，禁止美国使用法国基地。1960年法国爆炸第1颗原子弹。戴高乐拒绝签订美苏禁止核扩散条约（1963），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邦交，提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否决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加入西欧共同市场。1964年，法国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1966年法国军队全部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迫使该组织总部撤离法国迁往布鲁塞尔。

——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

材料一   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的重要的军国事务，特别是战争的统筹、指挥几乎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满洲亲贵。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由西北两路发动战争意图平定准噶尔部。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清世宗建立军机处专事上述军务，最早进入其中的包括怡亲王允祥，议政大臣尹泰、阿齐图、特古忒、查弼纳，内阁大学士马尔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汉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也在军机大臣之列。由于军务牵涉事项较多，其权力范围逐渐扩张，首席军机大臣也成为清世宗所谓“赞襄机务”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主力撤回后，清世宗将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置将军由战时驻扎变为日常驻防并受军机处直辖。在军务外，这些将军也兼管民政、制衡蒙古王公，与理藩院体系下的册封羁縻治理形成配合。

——摘编自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材料二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允许主席对“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五院”之上，一切与“抗战建国”有关的重大事项均由其议定后再交付有关机关实施（紧急时也可自行实施）。后来，蒋介石又在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辅助他处理机要事务。当时，汉口《扫荡报》对此有社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据学者统计，至1947年该委员会撤销前，其有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合计超过六成，而关于军事的不到四成。

——摘编自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材料一   下表为19世纪初英国巡回法庭所审判罪犯人数。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p.154.数据仅限英格兰与威尔士

材料二   时任内政本臣皮尔在议会下院指出，盗窃犯构成了犯罪阶层的主体。……其二，从地域分布来看。英国工业区或城市郊区的治安形势明显要比乡村地区更为严峻。 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传统礼俗和道德规范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更大冲击。其三，19世纪英国诉讼费用的降低、新警察制度的建立、执法效率的提高都会使起诉案件的数量比18世纪有大量增加。

注：法院判决定罪才能称之为罪犯。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犯罪问题及其社会成因》

材料三   (英国)各地监狱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分原则的混合羁押是 18 世纪英国监狱遭受普遍诟病的突出问题之一(不分罪行轻重、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第二，物资匮乏导致狱犯生存境况堪忧。 第三，缺乏监管使得监狱秩序混乱不堪。因财力所限，许多监狱都缺乏专业的管理者，地方监狱尤其如此。在此种情况下，狱监只好从犯人中选出“监管者”，让罪犯自行管理。第四，环境恶劣、疾病蔓延也是英国监狱的严重积弊之一。

19 世纪初，英国的刑罚体系遭遇了一场空前危机。 “刑罚危机”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思考代替传统刑罚的新机制。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监狱状况已在整体上大为改观。 首先，新式监狱的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效抑制了流行病的传播。其次，新式监狱不仅受到内政部的统一监督，也享受统一补贴。 狱警开始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担任，并纳入带薪公务人员行列。再者，犯人的基本食宿条件有了保证。 最后，监狱管理……不再过分强调惩罚，管理中加入了更多的激励、奖励措施，教育感化逐渐成为新的规训手段。

英国政府何以对监狱改革报以如此高昂的热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监狱问题和刑罚危机之外，通过监狱改良来提升国家威望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考量。当时的一位监狱改革者亦道出了这一归旨：纠正罪犯的恶习，使之改邪归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不仅标志着人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文明世界中的崛起。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监狱改革论析》

材料一   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谕：今年五月间山东雨少，运河水浅，以致粮艘不能衔尾而进，沿途控浅起剥，甚费经营。而临清以北，更多阻滞。朕细加访察，临清以北，全赖卫水合汶济运，而卫水发源于河南卫辉府，至临清五百余里，沿河居民往往私泄，以为灌溉之用，每致运河水浅，粮艘难行。经前任河臣靳辅题定，每年于五月初一日尽堵渠口，使卫水全归运河以济漕运，此历年遵行之成法也。今因日久法弛，卫水来源，小民不无偷放之弊，遂致运河水势长落不常，重运难以北上。日前正当紧要之时，所当稽查严查。着北直、河南督抚速行办理。

——摘编自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卷一二六)

材料二   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由山东利津入渤海，洪水大面积泛滥，冲毁运河堤岸，更使得千疮百孔的运河，完全失掉了作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奏请废漕折色，运河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漕运停顿，改行海运，造成南北运输的一大变局。

———摘编自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等

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