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世界交通以来，人类对于国家之观念，大别为三种：

一、以国不存在谓不必要者、以为人类之平福，发生于互助，互助者，人与人之关系，而家，而市，而国，而邦，皆不过一种历史上之过渡，然以经济制度之关系，而国家一物，乃为人类互相残杀之根本，是谓级端之“大同主义”。

二、承认自己国家之存在，而同时以同等之理由，承认他人国家之存在，而尊重之者。法国卓莱氏所谓“大国家主义”者也。

三、承认自己国家之存在，而同时否认他人国家之存在，以为他人国家之存在，根本上与自己国家存在不相容。此则近世所谓德国学派之“国家至高主义”者也。

——蒋百里《国防论》（1937年）

材料一   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各国如“夷”，即未开化的野人，必须向中国臣服。资本主义列强刚刚闯进中国时，中国沿用了“夷”的称呼，如“英夷”“法夷”等。推而广之，凡是和外国事务有关的交涉，也统统称为“夷务”。19世纪60年代起，“天朝”与“夷”的对称变为“中国”与“西洋各国”“泰西各国”的对称，“夷务”也就演变为“洋务”。

材料二   如表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天朝”和“中国”词语的使用频率变化。

下表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史实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