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迸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融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刑无等级之类的观念虽有偶然提出但站不住脚。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法”，就是情理法。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濡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义”等来评断一个人言行的非法与否罪恶轻重，而不是依据朝廷的法律去评断。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的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当作了政治的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俞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02年清廷下诏修订法律，一些野蛮的条文被除去，从法的理念上认同人的基本权利，满汉不同法也被取消，近现代法律精神逐渐为世人所认同。清廷同时开始了国际法、民法、商法等新法的修订。在法律转型过程中，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法理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成立中国法学会，发行法学会杂志，设立了法律学堂，专门培养近代法律人才。它也反过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中华法系进行思考，最为著名的当属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在清廷修订律令时，沈家本参考了中华法系中一些合理的东西，使法律转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法律转型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物权、债权、法人等新的概念深入了社会生活，过去的书吏、幕友等日渐消失，讼师也被新兴的律师所取代，这些变化不可抗拒，又悄悄地改变着民众的生活，改变着社会结构。

——摘编自熊英   王刚《近代中国法律转型问题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