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向美国和欧洲分批派遣留学生，总计200余人。留学生侧重学习军事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各门专业知识。多数人回国后凭借西学专长，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和任用，如严复、詹天佑等。

——摘编自《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材料二   甲午战后，赴日留学出现高潮，到1905年，留日学生达8000余人用兵中多为自费。在孙中山发动反清革命中留日生成为骨干力量，辛亥革命时留学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邹容、黄兴等。民国时期，从世界各国归来的留学生成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而且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

——摘编自《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现代化》

材料三   1949年12月，在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动员国外留学生早日回国，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和生活安排。50、60年代，2500多名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效力，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如邓稼先、钱学森等。

——摘编自《中华留学教育史录》

材料 清末新政大事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4月21日，慈禧太后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䜣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编练新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鼓励出国留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大后诏定以找泽为首的考察政治大臣五人，出国研究各国宪政，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进行预备立宪，原则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 张之洞曾强调：至各种西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1901年，他与刘坤一联街会奏，力陈变法诸事，其中之一是“奖励译书”，特别提倡翻译日本法政、文教类书籍，缘日本言政言学各书……与中国时令、土宜、国势、民风大率相近。且东文东语通晓较易，文理优长者欲学翻译东书，半年即成，凿凿有据。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称：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译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清末十余年间，社会需求、文本、译者、翻译出版机构一应俱全，日籍汉译便成为移译西学入华的速成之法，中国翻译的日文书（包括日译西书和日人自撰西学书籍）急速增长。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清末十余年间，汉译日籍成为中国读书界的主体读物，时人称：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之稍稍变矣。在“留日热”“译东书热”的推助下，“日本新名词”在清末民初如排山倒海般涌入，充溢于中国人的口谈笔下。

——摘编自《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

材料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建立，传统单一的法律体制局面被打破，打乱了清王朝的法律体系。《大清律例》不得不进行修改。经过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的创巨痛深，清政府由被动走向主动，开始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改变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传统架构，建立诸法并重、诸法分立的近代法律体系，与世界法律相衔接。例如，区分实体法和程序法，制订刑法、民法暨诉讼法，以及其他部门法。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公民有人身自由权，即不受非法逮捕、监禁、处罚权。而从《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更为“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尽管作过民事调查，却没有很好地容纳本国民事习惯，当时便遭到猛烈抨击，民国初年最终被废弃。

——摘编自李育民《中外条约关系与晚清法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