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清王朝推行新政，实行教育改革；与此同时，留学教育逐渐发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促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发展。这一时期，《杭州白话报》《教育世界》《科学世界》等各种报刊上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连篇累牍，使之成为又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工商界不乏强调教育之重要性，并宣传教育救国理念的有识之士，为此，不少地区的商会都曾创办新式商业补习学校，还设立了初等小学堂。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二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一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教育救国思潮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融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刑无等级之类的观念虽有偶然提出但站不住脚。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法”，就是情理法。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濡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义”等来评断一个人言行的非法与否罪恶轻重，而不是依据朝廷的法律去评断。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的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当作了政治的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俞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02年清廷下诏修订法律，一些野蛮的条文被除去，从法的理念上认同人的基本权利，满汉不同法也被取消，近现代法律精神逐渐为世人所认同。清廷同时开始了国际法、民法、商法等新法的修订。在法律转型过程中，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法理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成立中国法学会，发行法学会杂志，设立了法律学堂，专门培养近代法律人才。它也反过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中华法系进行思考，最为著名的当属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在清廷修订律令时，沈家本参考了中华法系中一些合理的东西，使法律转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法律转型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物权、债权、法人等新的概念深入了社会生活，过去的书吏、幕友等日渐消失，讼师也被新兴的律师所取代，这些变化不可抗拒，又悄悄地改变着民众的生活，改变着社会结构。
——摘编自熊英 王刚《近代中国法律转型问题浅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法文化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清末法律改革的内容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