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居于关键、枢纽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古今之变就是制度之变。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文明的承袭与转变。

从“制度之变”出发，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慢慢发生改变，无数种现代思想观念聚合成现代文明。托克维尔的这一论断，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制度变革，也是同样适合的。

材料   清朝前期，在"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思想指导下，根据边疆与内地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在新疆实行政教分离，基地大臣只管军事，日常民事大多交由少数民族上层管理；在东北地区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以军事统辖为主，兼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多元管理模式；在蒙古地区吸收满旗制度、蒙古草原会盟的习俗，建立盟旗制度。

1840年后，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因俗而治"的传统政策，重构对边疆的统治，开展了边疆建省运动。1884年设新疆行省，实行屯田、移民实边等措施发展生产，加强边防建设。1885年设台湾行省，采取了发展邮电、修筑铁路等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建设。1907年，清政府任命徐世昌为东北三省总督，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各设巡抚一名，在东北采取移民实边、开商埠、借国债、修铁路等一系列措施。

——据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