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希腊世界与中国部分大事简表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从文化上来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从文化底蕴上来说二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深渊。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

——摘编自孙皓晖《早期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材料   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具有许多跨越时空的文明精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丰厚土壤，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所蕴含的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具体表现如表。

——摘编自卜宪群《彝伦攸叙与守正创新——谈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基础》

材料一 唐前期在户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已明确了城邑与乡村的分野。《通典》记载了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为防止人口的无序流动，唐玄宗时委派宇文融进行括户，并给予安抚政策使其复业，唯如此才能掌握民数，获得赋税。

材料二 宋代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上述材料皆摘编自金裕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