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宗在即位诏书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之为制，纪律己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代士大夫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摩原则时，经常与“祖宗之法”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宗之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宋代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权力机构的分立与集中，文武制衡关系的形成，乃至赵宋王朝的兴与衰，处处都会遇到所谓“祖宗之法”的问题。

——摘编自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二   对于赵宋的“祖宗之法”应该做出更为理性的分析。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情势下，才能把握其合理内核及演变趋势，充分认识其对于宋代政治所具有的实际意义。

——邓小南《祖宗之法》

材料一   唐朝时期，三省六部制趋于规范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唐之前，中央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较依赖掌管特定行政权力的个体，而在三省六部制中，尚书省、门下省都是实务部门，而非个人职位；第二，中央层面出现了“三权分立”，确立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体制；第三，后设机构政事堂，承担起中央行政决策中心的职能与角色，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第四，有效地理顺了三省六部间的关联及其实现职能的范畴，以确保中央政令的畅通。

——摘编自黄璐《隋唐时期“大部制”的特点与启示》

材料二   北宋时，中央行政体制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政务层次与决策流程方面。就政务层次而言，事关“军国之体、安危之机”之事，由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二府宰执决策。“三司”则负责日常财税政策等庶务；就决策流程而言，二府多具裁决权，三司则具体执行二府指令。但在承受君主诏令时，尽管二府系与君主共同谋议决策的中枢机构，敕、宣由其制定下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君主诏旨，不经宰相直接发往三司。

——摘编自张亦冰《北宋三司与宰相职权关系新探》

材料一   皇帝不可以未经中书门下（三省）和枢密院而将“圣旨”以“指挥”的形式直接下达有关机构，否则，便不符合“国体”。中书门下（三省）和枢密院在接到皇帝批发的“指挥”后，也要参照前后敕令审度可否，然后行下。这样，能够防止内外臣僚通过不正当途径要求皇帝“内降恩泽”，防止“侵紊纪纲”增长侥幸”。中书门下（或中书省）和枢密院“宣奉”皇帝的命令，还要录付门下省审读，藉以驳正二府的失误。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有人统计：“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事务的庞杂，使朱元璋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于是，同年九月，朱元璋依仿古制，设置了四辅官，但任四辅官的王本等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不能胜此重任，相继致仕（退休）。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依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大学士为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但终洪武朝所设殿阁之职，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仅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若论制度，宋代大体都沿袭着唐旧。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他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人反对。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大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在赵宋王朝重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平定节使李筠、李重进的反叛之后，宋太祖实行朝官知县，文官知州，设通判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控制，将地方官僚生杀大权收归中央，收回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为赵宋王朝300年沿袭不变，基本上形成了“政出于一”“权归于上”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央官僚机构的设置上，中书门下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财政权归于三司主管，而台谏制度的建立，又给言官“风闻言事”的监督权，从而对皇权和相权进行了限制。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评析》

材料二   古代雅典对官员和政治精类们的权力予以控制和约束，并保证政务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以充分保障公民有能力也有可能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雅典构建了一套预防权力集中的机制，如议事会的常设机构采取的是10个部落轮流当政的办法，议事会的负责人也由抽签决定，每天更换，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两次担任负责人。雅典陪审法庭没有专设法官，任何判决都由全体陪审员投票决定。雅典还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实行“认可听证会”。“认可听证会”就是在公民大会上经常就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工作是否称职进行信任投票，不称职，或被免职，或被撤职查办。

——摘编自张慧、张文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特殊性分析》

材料一   宋初，宋太祖在反思了前朝的教训后，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规定，并将其上升为国策。宋代士大夫们表现出比以往更多的历史责任感，敢于通过多种手段限制皇权。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诏来见宰相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士大夫们还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此外，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风雨雷电等自然变化常常迫使皇帝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从而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二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王仍然是英国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参与者。1701年，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进一步强化了对王权的限制。1714年，乔治一世上台后，责任内阁制逐步形成，行政权力慢慢地由国王转到内阁手中。光荣革命后，国王曾通过册封贵族和上院中的支持者以控制上院的立法活动。后来，随着一系列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立法权逐渐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控制的平民院手中。这样，国王逐渐从一个有较大权力的君主，变成了虚位元首，统而不治。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来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盘。……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

——摘编自许俾云《万古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