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朝的中央政府是“三权分立”的，行政、军政、财政分别由中书、枢密院、三司三个机构管理。中书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宰相府。但是，跟传统宰相府包揽一切、无所不统不同，宋朝的中书不管军政，也不管财政，枢密院的级别比中书略低，三司更低，但是，这两个机构的长官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负责军队的调度等。三司负责国库里究竟还有多少钱等。

——摘编自越冬梅《北宋精致的分权制衡》

材料二   宪政制度能够在英国产生有赖于英国传统习惯和中世纪分封制度中有丰富妥协因素……克伦威尔在内战后借助议会军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使得英国人充分认识到，通过圣洁的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比传统君主制度危害更大。

——王从圣《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途径》

材料三   《临时约法》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所造成，但其本身存在的严重缺陷，乃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临时约法》的制定在形式上就缺乏代表性，所以在内容上很难反映各阶层意见，其内容虽然是先进的，但从其形式来看，科学性、民主性均有所欠缺。宪政在一个国家的确立，往往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专制的国家。

——音正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缺陷》

材料四     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此时的民法学以翻译外国民商法及论著为主，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民国时期，中国学者民法学研究论著日渐增多，成为这一时期民法学的主体。同时，由于借签了德、日、瑞士等国立法，此时颁行的民法典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民商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对源于西方的法学理论尤其是私法理论采取了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全盘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使清末以来的民法学理念中止。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社会法制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学界对源自西方的公私法理论的态度逐渐变得理性起来。人们开始有意识介绍西方国家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论。1992年来，民法是私法的观念渐渐得到法学界的认可，身份平等、权利神圣等私法理念备受推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学在重新构建私法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顺应了现代民法及民法学的发展趋势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人大常委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将于2021年1月1日施行。

——摘编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法学的理论转型》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善的官僚制度，为中华帝国的数千年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中国式官僚制度以皇权为中心，皇权与官僚权力共存并用，当代学术界称之为“君主官僚制”。在君主官僚制中，官僚体制是依附于皇权统治基础之上的，皇权与官僚权力有着等次分明的主从关系。由于国家治理的规模，皇权的统辖权只能以官僚体制代为行使；官僚体制为皇权提供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的同时，也发展出一套等级有序、稳定运行的组织机制。这些官僚组织机制常常与皇权利益分离，正是在君主与官僚互为依赖又互为钳制的矛盾中，君主专制体制产生了活力。

——摘编自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

材料二   “宋法制因唐敕、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因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宋人毕仲游对此评价说：“建隆编敕不过数百条，而天圣编敕，则倍于建隆；庆历编敕又倍于天圣：嘉祐编敕，复倍庆历，至于熙宁、元丰之敕，乃益增于嘉祐几千条，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胜计。”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设置详定编敕所，简称敕局，掌将历年所颁敕令统一整理，删编成册，使之成为正式法令。

——摘编自李敏昌《论宋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材料三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任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长官的指令，行使监察权也不受其干预。御史弹劾、谏官言事常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汉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都在六品至八品之间，明代御史和给事中均为七品，清代提高到五品。监察官员的选任有品质、年限、出身等诸多要求。御史制度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制度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宿志丕《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一）为政以德——防治腐败的德治经验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和“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官德。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来看，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

（二）御史之名——防治腐败的监察经验

材料二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摘编自《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材料一 中国宰相制度，代不相同，然相因而变，有其趋势，亦有其法则。趋势维何？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法则维何？君主近臣，代起执政，品位既高，退居闲曹是也。

材料二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权和官僚制度的关系是一部不断摩擦、不断调整的历史。当官僚制度的机器发展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时，君主便要对这部机器作一次基本的调整。由于相权处在这部机器运转的枢纽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调整便导致宰相制度的变更。

材料三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相权逐渐削弱，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时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