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诗经》中数量众多的怨刺诗，本是先秦进谏制度和进谏活动的产物，政治现实不仅直接决定了怨刺诗的内容，也影响到怨刺诗温柔敦厚、委婉曲折的艺术表达方式，推动了中国历史上“诗教”传统的形成。从汉武帝时代起，挽歌就被朝廷正式纳入葬礼（制度）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死者地位来确定如何使用挽歌已有定制，不少挽歌是遵奉皇命而作的。与此同时，社会政治的巨变加快了制度风俗的演变，文学也表现出消解“诗教”的娱乐化倾向。如上古时期极受重视的雅舞，本是朝廷大典的产物；汉代，朝廷将巴渝舞作为武舞列入雅乐中；魏晋南北朝时，庄重典雅的武舞歌逐渐发展成与侏儒合作的表演艺术，并被堂而皇之地列入朝廷的三朝乐中。又如始于先秦时期的为远行者举行的祭祀仪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祭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宴会饯别成为主要的内容，歌舞赋诗成为宴席上的主要节目。

——摘编自刘怀荣《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发展与特质》

材料二   基于“好的政治宣传是看着完全不像政治宣传的宣传”这一说法，1950年成立的文化自由大会在美国中情局的秘密指导和资助下运作。该组织不仅支持各国的文学机构，还将现代主义作为自由和反专制独裁的代表加以提倡。1958年10月，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塔什干召开。尽管这次会议与万隆会议息息相关，但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作家协会对这次会议起到了主导作用。此时，亚非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属于英、法、葡等国殖民地，文学是唤醒国民意识、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途径。如一名参会的塞内加尔（独立于1960年）代表，其作品于1958年发表在巴黎的《非洲存在》杂志（二战后黑人运动的重要文化阵地之一）上。此后几年间，亚非青年会议（1959年）、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1962年）等接连召开。一些非洲作家也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到中国参观访问。这些交流反映了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框架下亚非国家为增加接触和交流而做出的努力。

——摘编自袁明清、张丽方《冷战时期的亚非文学运动，与非洲文学的中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