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坤舆图》为两半球世界地图，内容详细，图幅巨大，现存于瑞士，馆方推测其绘于1750~1800年，而中国学者推测该图应是康熙年间作品。通过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两幅堪舆图对比，瑞士藏《坤舆图》总体上承袭耶稣会卫匡国在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且未出现1708~1716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中添绘的库页岛及数条山脉(故推测该图是瑞士藏图的改绘本)。《坤舆图》用连贯线条展现了清代中国陆上“疆域”，走向一致，南北回归线间绘斜直条带，标二十四节气名，用不同颜色勾勒各大洲岸线、界线、水系。此做法常见于同时代西文图，清直省、琉球及朝鲜西南岸线用黄色，不同于亚洲其余地区的绿色，并有少量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重要航路，这与传教士南怀仁所制地球仪诸多信息和绘法相符。瑞士藏图上欧亚大陆中纬度宽度约为130°，因此所据是经度革新后的西文图(全球经度观测的革新性成果最早见于17世纪90年代的法国)。

自17世纪80年代一批“国王的数学家”进华并为清廷服务，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人数渐增，凭借着当时不断发展的地图学知识，他们取得了对地理学、地图学具有浓厚兴趣的康熙帝的信任，并一直保持着与法国皇家科学院之间的密切联络，深度参与全球性的天文大地测量活动。

——摘编自林宏《瑞士藏康熙朝〈坤舆图〉初探》

材料   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不懈努力，清廷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统一大业，社会步入了和平建设阶段。与此同时，深受沙俄压迫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众渴望重归故土。首领渥巴锡组成领导集体，精心策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正月出发东行，近17万人的队伍走过冬春夏三季，以牺牲过半人口的代价，在当年到达祖国西北边陲的伊犁河畔。获知消息后，乾隆皇帝当即决定让渥巴锡等人前往避暑山庄朝觐。经过妥善安排，渥巴锡等58人启程朝觐，途经乌鲁木齐、哈密、大同、张家口等地，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的热情款待。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后，乾隆皇帝立即召见，他直接用蒙古语同渥巴锡等人交谈，并带着渥巴锡一行到新落成的佛教寺庙拈香。此次朝觐最重要的活动是封赏渥巴锡等人，册封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等爵位。封爵的成功，使以后清廷管理土尔扈特部众得到了有力支撑，也免除了土尔扈特人的内部消耗，为其社会的安定提供了保障。为纪念此事，乾隆帝谕令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摘编自郭美兰《东归土尔扈特首领赴避暑山庄朝觐凸显非凡意义》

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几乎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迁徙的过程中，既有江北人士持续移居江南，也有统治阶级为了调整边疆人口分布，免遭敌对政权掳掠，将人口往内地或军事重镇的迁移，还有将南方少数民族粗暴地驱赶下山以补充兵员、营户和奴婢的行为。此外，一些民众根据自身需要而非受强制性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自行流动也已经出现。

——摘编自郭林生《南北朝和隋朝人口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湖北的荆襄、郧阳地区，陕西的巴山老林地区都聚集着许多开发性的经济移民，他们从事开矿、种靛等生产活动，都把对财富的追求放在首位。当时，有的商人甚至走出境外，以至于缅甸江头城出现“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的现象。清代前期，广东人口则以潮、惠、嘉为中心，向东流向台湾，向南流向高、雷、廉、海南及东南亚等地，向西流向广西、四川、云南，向北流向江西、湖南、湖北及陕西等地。

——摘编自季松《试论明清人口迁移的时代特征》

材料三   晚清时期，出洋华工群体以福建、广东地区的为多，流入地区遍布世界各地，尤以东南亚、南美地区为大宗。19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旧金山一带发现金矿，加之受已在海外发财致富的华人影响，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美国也被华人认为是淘金之所。在贩卖华工所带来的可观利润刺激下，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纷纷进行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以至于在华工出洋合法化前，已有大量华人被西方人口贩子拐卖出洋。

——摘编自赵薇《晚清华工出洋原因探析》

材料   雕版图书之传播迅速，宋人笔记或言“即日传播”，或云“家至户到”，或曰“不日传都下”，或谓“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媲美置邮与传驿。若是写本，无论躬自抄录，或请人假手，都旷日废时，缓不济急，图书传播之速度与广度均嫌迟缓与狭隘，远不如印本图书传播所造成的效应。印本图书流行，购求容易，学者易得书籍，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南宋时，刻本书已超过写本书，知识传播更加便利，对读书穷理、创作评论生发许多影响。李约瑟强调，“印刷术的普遍应用，被认为是宋代经典研究的复兴，及改变学术和著述风尚的一种原因”。当时出现了一些雕版印刷重镇、知名刻书中心；刻书既丰富多元，藏书家亦随之兴起。

——摘编自张高评《宋代雕版印刷与传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