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开辟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写道：“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岂郑君之罪也。
……哥氏（哥伦布）之航海，为觅印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也。……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
(1)依据材料，指出梁启超在写郑和传记时采用的史学研究方法。(2)阅读材料，梁启超指出了“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这一现象。结合所学，对这一现象进行评析。
封建制较之奴隶制，无疑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对农民阶级来说，它并不是什么康乐世界，而是新的“枷锁和奴役”。
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使军功地主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另外，秦王朝实行“尊奖兼并之人”的政策，允许土地买卖，地主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的田产，逐步形成了“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无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民，除了遭受高额的地租剥削外，还要向封建国家交纳口赋、柴草等繁重的赋税。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收成的三分之二都被地主阶级剥夺走了，剩下的部分很难维持家庭生活。
秦统一六国之后，不顾人民死活，“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给）其欲也”，无休止地征调兵役、徭役，那些被征当兵的农民，因路途遥远、条件恶劣，加上官吏的欺压，许多人惨死在戍守之地；秦始皇为了满足私欲，滥用民力，大肆修建官室、陵墓，造成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镶（饷），女子纺绩（织）不足衣服”“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的困境，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所体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并对这一生产关系加以评析。
材料一 三省分掌议政、决政和执行之权，实则将以前如汉代丞相之权，分隶三省，而总于皇帝，以便于皇帝控制。（唐代中期）以后仆射不是宰相，不参预决策，而专管行政。但还是注意发挥三省的定策、封胶和执行的作用，以期收到既能加强集权又能提高决策和行政效率的后果，从而强化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唐朝设置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其目的也在于此。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材料二 这样君权与相权互相制衡，避免了皇帝的独断专行。空帝作为最高领导，看待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宰相代表政府官僚机构，一般强调要按制度办事，要遵循官僚机构的运转规律，所以双方的冲突时有发生。
——摘编自马克走《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三省制的运作过程并指出唐朝设立三省制的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三省制。
材料一 清朝前期，仅江南一省的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三成，科举考试录取更有“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之说。清政府专门设立了两江总督并增派淮阳总督、安徽巡抚等官员进行协同管理。顺治帝后期，江南省被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如下图。
材料二 清初为便于统治明代故土，仍沿用明制承宣布政使司，仅改北直隶为直隶，南直隶为江南承宣布致使司，即废除了南京为留都的地位。康熙年间，改布政使司为省，因认为全国区划为十五省，其制过大，先后分湖广省为湖南、湖北两省，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分陕西省为陕西、甘肃两省，汉地被拆为十八省。在边疆，清朝施行与内地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由中央设辖区，委派重臣，如在东北地区设奉天（盛京）、吉林，黑龙江及在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在新疆设伊犁5个将军辖区，但伊犁将军一直待在中原，在西藏、西宁设办事大臣辖区，蒙古则采取其民族的盟旗制，连同内地18省，全国共为26个政区，为中国现代省的政区划分奠定了基础。清代省以下的各级行政区划单位基本上是沿用明制，省下辖府和直隶州，府下领散州和县。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清政府对江南省的拆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代行政区划设置的特点。
材料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时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绩国政策虽具有保中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债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为例，它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宋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往为世家所垄断的文化逐渐向社会下层移动，“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磕妇(为往田野送饭的妇女)，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
——摘编自秦海骰《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
材料二民国建立后，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教科书，一律禁用”。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和国新教科书》，经教育部审定，很快被各地学校普遍采用。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各种教育思潮竞相呈现，主张课程改革要面向生活、面向科学。1920年教育部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大批白话文作品和翻译作品，都被选进了国文教科书，题材内容涉及中外古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科书文章体裁日趋多样化，包括书信、传记、讲演，故事、科技说明等日常应用文体。
——摘编自曲铁华《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改革》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从19S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救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成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救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材兴盛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初年中小学教材编写的特点，分析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统一编订中小学教材的意义
中国文化
材料
| 《万古江河》目录 | 吉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3世纪）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 东亚的中国（公元3世纪—公元10世纪） 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公元10世纪—公元15世纪）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公元15世纪—公元17世纪） 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下篇（公元17世纪—公元19世纪中叶） 百年蹒跚（公元19世纪中叶—公元20世纪中叶） |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目录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个阶段或整体）。（要求：持论有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在唐朝立国以来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唐政府颁行了八部历法。唐初的《戌寅历》是为建立新王朝正朔而颁行的，为李唐在隋末争夺天下奠定正统地位，起到了变革人心的舆论宣传作用。唐高宗时选择制定《麟德历》以取代《戌寅历》是为了迎合“甲子革新”理论以及汉代落下阂所谓“圣人正历”的谶纬之说。自武周代李唐至李唐复辟，其间未颁行的《光宅历》与颁行的《景龙历》均是政治变革的产物，武则天欲以《光宅历》彰显武周新朝的新气象，唐中宗欲以《景龙历》展现其中兴李唐的功绩。唐玄宗在帝位稳固之后，颁行《大衍历》以粉饰太平盛世，甚至为了树立自身“圣主”形象，不惜在历法上与其祖父唐高宗争落下闳“圣人正历”所预言的对象。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出于与玄宗时代做分割以及和安禄山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目的，废止了历术精密的《大衍历》而颁行《至德历》。唐后期由于皇权衰落，自唐代宗至唐穆宗，诸帝皆颁行新历以象征革新意义，这似乎形成了新帝必改历的不成文传统。
——摘编自刘彪彪《唐代历法改革、颁赐与政治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统治者多次改历的主要目的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唐代的历法改革。
材料一 最早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用西方史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史进行“古代—中世纪—近世”的时期划分，认为中国的“中世纪”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而中唐到北宋则是一个从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载体制的过渡阶段。所谓君主独裁，就是把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并通过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来展现这种权力。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近世”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迄今仍有很多历史学者将唐朝的三省制视作较为合理的官僚制度，但内藤将其理解为贵族制度，即体现了贵族力量和君权的妥协，按照皇帝意旨由中书省写下来的诏书，门下省有权审阅、驳斥，因此门下省就代表了贵族的意志。
——摘自陆扬《唐宋变革论错在哪？》
材料二 内藤湖南认为，在中央的官制方面，“唐代宰相都出自贵族阶级，存在着一旦他们得到位置，即使天子也无法任意动摇其权力的惯性”。但是在宋代，以北宋寇准、丁谓和南宋贾似道为例，“一旦失去天子的背景，一下子就会变成一个匹夫”。“唐代的科举，其方法依然是贵族式的，这也是到了宋代王安石时期再为之一变。”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国近世史》等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
(2)结合材料一、二，评析内藤湖南对唐代中央官制的观点。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仁者爱人”说；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早期的民本思想由此形成。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民本思想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总结历代的民本思想，可以看出充分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君与民相互制约，“君与民，是对立统一的”。儒家民本观以群体为其本位，是通过家庭把社会团体和个人联系起来的，如果没有家庭，个人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就不能相连和发挥。
——摘编自樊国华《先秦诸子与管理哲学》
材料二 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随着文艺复兴而诞生。近代人本主义者高举人文旗帜，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的世俗幸福和欲望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纵观西方文化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本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条线索贯穿着西方文化的始终。人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本，根本出发点是为了人的权利、尊严、需要、成长、发展以及最终实现人的价值。西方的人本主义比较强调个人价值，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人格、自由，重视的是个体的人权，平等，人际关系主要靠契约来维持。在西方，人本主义强调个人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弱化了家庭的作用，通常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得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而不顾及别人。近代西方人本主义讲的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首先关注的就是公民的权利，他们强调人生来是平等和自由的，任何人都没有驾驭和支配他人的权利。
——摘编自陈新忠《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教育影响评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相比较，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并简析两者共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