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神话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自然与社会的真实状况，神话的传播反映了时人的精神愿望。对于缺乏文字的历史时期，今人通过考古实物和遗址的发现来推测远古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和习俗，而神话故事同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先民的生活。在文字产生以后，通过前人对于神话传说的追记以及对同一神话故事不同版本内容演变的溯源，我们可以推知重大事件的概况、了解先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神话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洪水神话、创世神话、感生神话、帝王神话等。

洪水神话，以女娲补天为例，《论衡·谈天篇》中所载：“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

符命神话，以《宋书·符瑞志》为例，符命神话或者表现为以帝王身体为载体的感生、相貌异象、异事等帝王神话，或者表现为以自然异象或谶言为载体的一般符命神话。《符瑞志》以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为理论依据，以神化历史时期重要文化、政治人物为手段，旨在论证“禅让” 是历史演进、王朝更替的合理选择，进而证明出生寒门却取代东晋的刘裕所建的皇朝具有历史合法性。

——摘编自吕晨晖《浅谈中国神话传说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汉代之前，关于中华血缘之祖的说法有多种。汉代以来，黄帝地位在民间信仰体系中逐渐超越其他先祖形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黄帝本纪》时，走访了黄帝足迹所历之地，考察了黄帝的事迹与影响，最终把黄帝作为第一位的古圣帝写入《史记》。汉武帝曾把黄帝作为陪祭“太一”之神而祭祀。其后，汉宣帝、王莽也郊祀过黄帝。东汉时期，光武帝把黄帝作为“中央之帝”定期予以隆重祭祀，祭祀的规格都有严格规定。在统治者看来，“黄帝”不但是中华始祖，还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祇，而且，黄帝不再是陪祭之神，而是作为真正的“中央之帝”予以隆重祭祀，其突出标志显示在祭品等级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

——摘编自刘德杰《汉代对黄帝始祖的认知与接受》

材料二   1937年3月杭州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蒋介石达成一致意见，拟于本年清明节由国共两党同赴陕西祭拜黄帝陵。国共两党的祭文都赞扬了黄帝的丰功伟绩，但国民党的祭文通篇限于追述轩辕功业，乞求黄帝保佑。共产党的祭文分三个层次，从“赫赫始祖”到“雄立东方”是第一个层次，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从“世变沧桑”到“我为奴辱”是第二个层次，讲述国运变化；最后表达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决心，呼吁各党各界团结一致。中共祭文本准备由上海《大公报》发表，但由于该报地处国统区，因此始终未能发表出来。世人最终还是通过延安《新中华报》相关消息看到这篇祭文。

——摘编自朱召鸿《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

材料一   古本《竹书纪年》于西晋年间盗掘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中发现出土，记录了从夏代至魏襄王二十年的历史。该书记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放伴子丹朱”。

——摘编自吴璐瑶《试论《唐虞之道》与古本《竹书纪年》对于古史禅让记述完全相悖的原因》

材料二 《唐虞之道》编著于战国中后期，是儒家论述禅让制度较为完整的文献，将神让制推崇极至，认为只有禅让制才能化民成俗，禅让的典范就是尧舜之行：“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此后，禅让思想成为了传世千年的主流思想。

——摘编自叶达《<唐虞之道>禅让问题再思考》

材料一   古本《竹书纪年》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发现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其中明确记述了“昔尧德衰，【舜】复偃塞丹朱（尧之子），使不与父相见也”，对尧舜禅让仁德、取民心赢天下只字未提，只谈到舜使用暴力篡夺君位。

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州的《郭店楚简》，成书年代为战国中期。其中称道尧舜禅让，“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己】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材料二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史记·五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