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国家观”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鸦片战争前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国家观”概念。近代以来，战争敲开了禁闭已久的国门，也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开始逐渐萌发并传播。有识之士并没有沉浸在国将不国的悲痛中，而是积极唤醒国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权和主权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官员也开始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法内容。1898—1912年是清政府大厦终倾、中华民国日出东方的时期，是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在废墟上建立的时期。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新生政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国家主权，意味着我国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
——摘编自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898—1912》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西方主流史学界认为，在“封土建国”“主权分散”含义上，中国西周的分封制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feudalism）有形貌上的类似之处：土地、人民和权力被层层分封；有采邑（领地）的世袭贵族，对上面的王者，既承担军事及财赋义务，又具备政权独立性；对下面的采邑内的附庸，则是政治、经济上的主宰者。这些特征是东西方封建制度所共有的，但二者的结构和宗旨又存在明显差别。
西欧的封建制度，含义包括强权者对弱者的“保护”和弱者为强权者“服役”这两个侧面，是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崩解后，战乱频仍、匪盗横行的背景下强权者通过提供保护以赢得对民众和土地的控制而建立的一种互患性契约关系，可称之为“契约封建制”。与之相比，中国西周的分封制，是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周天子将土地与人民封赐给子弟及功臣，臣属继续往下作“次分封”，领主与附庸间没有契约可言，而是由宗法关系相维系，通过血缘纽带及血亲伦理实现领主对附庸控制的“宗法封建制”。
——摘编自冯天瑜《封建考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 A．疆域的扩展 | B．生产力的飞跃 | C．镐京的陷落 | D．分封制的衰落 |
| A．西周建立起分封制度 |
| B．分封制度走向了崩溃 |
| C．郡县制在全国被推广 |
| D．实现了“大一统”局面 |
材料一 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青铜礼乐重器。两周时期，礼乐制度发达，钟文化也蔚为大观，曾侯乙编钟正是这种礼乐文化集大成的产物。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全套编钟共65件，钟架长7.48米、高2.65米，钟体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是名副其实的编钟之王。编钟及钟架、钟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音律学专著。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七声音阶、十二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双音、和声概念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篆书的典型。
——摘编自刘玉堂、张硕《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材料二 在唐宋时期。家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重视，出现了家训的范式，并且在方法上、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相对系统的家法和族规，从而家训开始以一种系统化的形态出现。同时儒学的重新整合和复兴，为唐宋时期家训的理论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新儒学的出现，使唐宋家训开始理论化，从而为唐宋家训由上而下的系统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摘编自陈志勇《唐宋家训发展演变模式探析》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将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追求思想解放的潮流提升到了“对传统求解放”这样更加自觉和深刻的层面上来。同时，长期积累的盲从西方的非理性倾向也被放大了。“对西方求解放”这一新的诉求的提出，不仅是欧战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所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
——摘自郑师渠《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1)根据材料一、概括曾侯乙编钟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结合所学，指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并简述该时期青铜铸造业发展概况。
(2)根据材料二、简要指出唐宋时期家训呈现的新特征。结合所学，分析“新儒学”对宋朝基层教化所起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的主要表现，并分析新文化运动实现“可贵超越”的原因。
| A．青铜铸造的起源 | B．武王伐纣的目的 |
| C．平王东迁的事实 | D．诸侯争霸的原因 |
材料一西周初年主要诸侯国
诸侯国 | 与王室关系（分封原因） | 地理位置 |
晋 | 同姓 | 今山西 |
卫 | 同姓 | 今河南北部 |
鲁 | 同姓 | 今山东南部 |
齐 | 功臣 | 今山东北部 |
宋 | 商朝后裔 | 今河南南部 |
燕 | 同姓 | 今北京一带 |
材料二
材料三秦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示意图
(1)材料一、二反映了商周时期的哪些制度？
(2)材料一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制度的权利是什么和义务是什么？
(3)根据材料三，指出秦朝政治制度有哪些？
材料一 汤（商王）名天乙。见于《世本》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记》仍之。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罗参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观于大戊。卜辞亦作天戊。卜辞之大邑商，《周书·多士》作天邑商。盖天、大二字形近，故互讹也。且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却大戊。皆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
——摘自王国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材料二 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最初排序是《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奉皇帝的旨意，将“老子、庄子”一篇升为列传之首。放在伯夷之前。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唐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三年敕升於《史记》列传之首，处伯夷上，于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为。”
——摘编自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
材料三 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
——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1)根据材料一，简析王国维认为商汤当称“大乙”而非“天乙”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唐朝修改《史记》中列传择序的目的。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研究《史记》的特点，并概述影响学者研究《史记》的因素。
材料一 周代，饮食行为被纳入“礼”的范畴。君臣宴乐之时，按照不同等级、身份配置不同的餐具以及餐食，一人一案，跪坐而食。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族交融，给中原传统的礼制带来了 冲击。
材料二 唐代，中原地区传统的低矮餐案逐渐被北方游牧地区更为舒适、便捷的高足桌椅取代，传统的跪姿习惯也逐步变成了更舒适的垂足而坐。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不拘一格，敢于挑战传统礼制，在饮食生活上饮宴成风，聚会成群。统治阶级也推崇并引领宴会社交之风气，人们渐渐习惯于围桌而食，同桌不同器，聚食而分餐。
材料三 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自由结社、朝堂论争，也可以归隐自然、追求自我。各个阶层的接触机会增多，社交活动频繁。临安等地“买卖昼夜不绝”。传统的分餐制，已不符合饮食者对美食和氛围的热切追求，也不符合经营者多元经营特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要求。同桌群聚，同盘而食，各取所需，满足了官场结党、商业联系、亲朋联谊等各类聚会需求。
——摘编自周扬《“分餐”与“合餐”的衍变》、陈伟明《分餐传统为何在唐宋时期发生改变》、 田芬《唐朝饮食文化中“合食制”流行成因探析》等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二，指出唐代与周代餐饮习俗的差异，结合所学说明差异的原因。
(2)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餐饮习俗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3)为进一步深入认识周唐宋三代餐饮习俗，你认为还可以补充什么材料？各举一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