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一   春秋时期，晏婴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认为周礼能“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孔子首次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在他看来，人在其本性上原本相差无几，只是由于后天习俗的不同导致彼此道德品质的差别。因此，孔子认为，要想达到“仁者”的理想境界，关键在于个体的内心自觉，“我欲仁，斯仁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侧重于要求社会关系双方对已克制权利的索取、对人克尽义务的相互性。《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人必须“以诚载道”方能与其他人和谐相处，并认为“民无信不立”，必须“言而有信”、“敬事而信”方能立足社会。

——摘编自周庆玲《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考》

材料二   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西方文明充溢着追求自由、敢于冒险的海洋精神。因而，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保守思想存在根本的差别。西方人更加向往独立与自由。他们认为世界万物一切价值虽不必然为人所创造，但都是人所经验可及的，个人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西方人还倡导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实现个人价值，强调自主、自立、自我奋斗。“人是生而自由的”，“确信和崇尚人类合乎逻辑地推理能力和在此基础上分析、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主张“知识就是力量”，宣扬“科学万能”等。

——摘编自孙兰英陈嘉楠《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发展》

材料一   从孔子创立儒家的过程看，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通过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因”和“损益”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既继承和延续了原初的文化,又有所变化和发展，因而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性。儒家学说推行的安家邦和忠孝之道的理念,不仅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在普通百姓眼里,也契合了长期以来坚固的血缘心理和社会道德上的满足。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立足现实，为此后世儒家主动吸收其他学派合理的思想，也使儒学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乐爱国《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

材料二   和民国初期提倡尊孔的主张相比,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反孔言论无疑是十分激烈的,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他们从本质上是反孔非儒的。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打算也不可能与传统文化决裂，而是采取“重新定位孔学”的方法,即先打破孔子偶像，然后在恢复孔子及其思想的原来面目。在自由、民主等观念日益为现代化作出贡献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为实现救亡图存,重估儒学价值,并推动其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作出贡献。

——摘编自张卫波《“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