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 | B．官僚政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
| C．道路建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 D．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化的发展 |
| A．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 B．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
| C．防止六国贵族复辟 | D．促进边远地区开发 |
| A．更有利于皇帝集权 | B．官僚政治开始出现 |
| C．制度法令全国统一 | D．郡守县令不可世袭 |
| A．服务统一岭南的需要 | B．推进中原农耕技术向南传播 |
| C．贯通南北交通的驰道 | D．振兴桂林和象郡的经济文化 |
| 记载 | 出处 |
| 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让人代为请示） | 《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 |
| 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 《睡虎地秦墓竹简·行书》 |
| A．行政管理制度严密 | B．法律实行轻罪重罚 |
| C．地方官员权力较小 | D．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
| A．郡县制实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 | B．察举制推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
| C．科举制开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D．皇帝制度确立“依法治国”写入宪法 |
| A．①是秦王朝官方文字小篆的实物见证 | B．②中最早引用勾股定理特例商高定理 |
| C．③见证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税制度 | D．④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实物证据 |
材料一：西南地区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与重庆市全部，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交通道路是将西南地区不同地理单元与民族连为一体的纽带。秦始皇时期将军常颇开通五尺道，自成都通往云南昭通、曲靖，汉武帝时期唐蒙整修扩建。另一条川滇道为灵关道，从成都通往洱海。汉武帝时期，唐蒙出使夜郎，夜郎归附，设置犍为郡。唐蒙自僰道将路伸延至牂牁河沿岸，打通了川、滇、黔、桂数省的古代交通道路。朝廷相继在西南设置郡一级行政机构，考古学者在昆明发掘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发现包括“益州太守章”及益州郡下辖的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虽然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来自汉王朝之令，但其内部管理则以部族为基础。
——据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整理
材料二：西南边疆近代交通起于中法战争之后法属滇越铁路的修建，西南边疆社会的路权意识亦随之觉醒，也使滇越铁路从修筑到之后的运行，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的路权声张及对交通权益维护的问题，并与内地保路运动形成呼应。抗战时期，“自西南局面打破，全国政令统一后，当局锐意发展西南交通，以沟通各省之运输与文化，且为联络巩固国防计，各省交通，亦有早为联络之必要”。为此，亦展开了从公路、驿路、铁路、航空、电话、邮寄等全方位的交通开发，凸显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强。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西南地区的道路建设，成渝、宝成、川黔、滇黔、成昆等重要铁路干线相继建成通车。当代，新技术融合交通发展，高速公路和高铁以及大飞机等交通弥补了被大山阻隔的河海航运，新技术支撑下的新的物流体系形成，使得在深山中的大多数村寨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实现订单试生产和预订服务。
——据陈征平《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中央政府管理西南地区的举措，简述该时期发展西南交通的重要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交通现代化对西南民族地区内地化的牵引作用，并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交通发展迅速的原因。
| A．经济政策存在内在矛盾 | B．工商业的发展严重受挫 |
| C．政府措施服务集权统治 | D．重农抑商政策执行灵活 |
材料一秦在地方设县，那都不是学六国的。秦本无“封建制”，因此朝君主集权制的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过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由“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汉初分封诸侯的基础虽说还是那县制，但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在理论上与皇帝一样，都是“有士之爵”。刘邦在世，同姓诸侯王都是其子弟之属，不可能犯上作乱。吕后当权，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抗诸吕，后来又促使文帝登基，的确对刘氏的皇权起到了拱卫作用。但文帝以后，同姓诸侯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有帝制自为之心，皇权自然受到挑战。刘邦初封同姓王国时，唯恐其实力不足，不能屏藩皇室，因此所有王国都地兼数郡，如齐国领有七郡之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得以顺利建立郡县制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主要区别。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高祖分封同姓诸侯王的初衷，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高祖这一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