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分封制与郡县制第一次大的争论发生在秦统一后。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僚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独驳众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不顾群臣的反对，坚决支持李斯的主张。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全国范围内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尽管郡国并行的双轨制格局被保留，但分封制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分封制在政治上已不起任何作用，形式上存在的王国和侯国已形同郡县。唐初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几乎是一边倒，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北宋建立不到几十年就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最后被北方游牧民族灭掉。南宋偏安江南，又为蒙古族所灭。庞大的明帝国竟被满族推翻。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一些思想家的反思。因此，至明末清初，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又掀起第三次高潮。多数人在肯定郡县制的前提下，也指出郡县制的弊病。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这说明这个时期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分权与集权的高度去认识分封制与郡县制。

——摘编自冯辉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相权在历代皇权主持下的改革和裁抑过程中逐步萎缩，最终从体制上被废……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任怀国等《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材料三   唐无论社会、经济、选举、交通等，较之西汉，其繁杂程度又何止十倍！旧体制不足以取新社会，于是政务决策则由丞相一人转为中书、门下两省合议：谨慎大政之决策在此行政过程中，宰臣与君主有俱不可得而专擅。论者徒就君相权力表面之分划而谓唐制为汉制之退步，恐未得设立制度之真情。

——据孙国栋《唐宋史论从》整理

材料一：“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待门下省主管长官侍中及副长官侍郎接获此项诏书后，即加予复核，这是对此项命令之再审查。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材料二   长城原是古代中国农牧业的分界线，康熙中后期，随着内地土地紧张，塞外遂成为北方各省百姓的重要去处。热河以北，清初并无汉人，到乾隆49年，汉民增加到55万人，到道光五年，增到88万，长城沿边已经形成蒙汉杂处的半农半牧区，甚至出现了“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新格局。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管理，清廷在汉民聚居地建立厅县等行政机构。和以往游牧风气影响中原不同，清代，农耕文化处于积极进取地位，随着“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 是时，蒙人“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已蔚然成风，“蒙古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蒙古与内地逐渐出现了意义深远的一体化趋势。

——摘编自刘凤云等《论清代中国北部的农耕文化及游牧文化》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势。……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30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材料一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

——李贽《藏书》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1963年何平山王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费村慎，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平的文字记载，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铭文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成周。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其中记录了天于对于臣子何的训语之师，还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后在高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神辞，即“宅兹中国，自之又民”。定都天下之中以统治万民，达是周王朝开国之君革故鼎新。接受天命的宣言。

材料二赢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未的中央基权制度加以展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四家元首制；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常等主端《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外国之货日至，珠、青、象、犀、联项、稀世之珍，滋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马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杨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葛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一   秦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了一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也设立各级行政机构，由中央委派有俸禄的官员管理。这一套官僚系统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最有效的系统。它对全国的农业、工商业活动都要进行干预、督导；它负责全国道路交通的维持与管理；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逐级上报，以便为向百姓征收赋税提供根据；它征收全国的农业税、人口税、工商业交易税等维持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它还自己经营庞大的农业、工商业以补充开支，它保持着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进行扩张、维持社会治安；它还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但我们并不能像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压倒一切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之外，人民依旧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管理职能的施行，也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实现的。

——摘编自马克莲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科举普遍化，官吏的选用制度也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为官的均等机会。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于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三家都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从现实出发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观，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孔子自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墨子宣传“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老子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引入政治社会理想，认为社会的贫富悬殊与“天道”不合。他的理想社会是返璞归真，小国寡民。

——摘编自张岂之《中华文明十二讲》

材料二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国”（繁体为“国”）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有人守卫的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

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

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立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用“中国”了。

——葛剑雄《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