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汉时期关于君权的制约机制渐超形成，“天”在秦汉之际的民众中具有神秘而崇高的地位，按认为是一切合法性的最后根据。董仲舒对传统的天神观改造和重构后，强调“天者，百神之六君也”“三者亦天之子也”“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赋言民者，天夺之”；宰相应“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上佐天子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重大事件要经过中枢机构的集体讨论，方才下诏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有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廷争”，这无疑削弱了君主决策的随意性。汉代君主治国理政尤为关注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以提升执政能力，这就促使其设立史官，传承古已有之的修史传统。

——摘编自向晋卫《汉代社会对君权的制约机制》

材料二   黄巾起义使东汉政权一蹶不振，隔断了中央与地方的从属关系，进而演变成天下大乱。持续的战乱造成地方势力坐大。世家大族操纵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魏晋以降，门间士族有宾客、门生、部曲、佃客与奴婢，并占据广阔的山泽庄园，势力空前强大，且可凭恃九品中正制平流进取，巩固其政治地位。三朝更迭对他们来说，自不必放在心上。自曹操崛起以来，强调唯才是举，认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也可为我所用。曹魏中期至西晋，谈玄之风盛行，不少士大夫热衷于追求庄子式的逍遥，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及至晋宣南渡，此风弥煽。凡此种种，使君主制专制呈现出一种持续衰微的趋势。

——摘编自任重《魏晋南北朝君权削弱的几个因素》

材料一   汉文帝即位之初，将军陈武等主张对南越和匈奴动兵，“以一封疆”，但汉文帝反对，其理由是对周边敌对民族不能轻易出兵，应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对南越，妥协和讲义并重，答应赵佗提出的“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等不失原则的要求，并表示和平的愿望。对匈奴，即使非要用武力不可，民族冲突以后，也力争与匈奴化为兄弟。南越与匈奴降附后，设置属国，《汉书》云：“因其故俗为属国”。

材料二   唐太宗即位前后，民族归附与分离并行，北疆的胡人、稽胡、契丹，西疆的吐谷浑、党项、羌人，南疆的诸蜜、僚族等，相继附而复叛，其中威胁最大的是突厥。唐太宗慎重地采取了众生一体、共治天下的原则。大唐帝国打败突厥之后，唐太宗并没有把突厥迁入华夏内地散居同化，也没有把他们赶回故地，而是就地安置，“因其习俗而抚驭之”，任用突厥首领治理，朝廷不派官员，基本是自治，相当于世袭封建。唐太宗执政时的唐朝廷是多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突厥、吐谷浑、吐蕃、契丹等）分享天下。唐太宗与异族分天下，还有更深一层考虑，“把敌国变成异族自治，留住外部监督，不留边祸，则外有制衡，内不失道”。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邱成岭《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观——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时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