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
材料一 以中国历史而言，秦汉是充实内部的时期，我曾称其特色为“厚”,隋唐却是开放扩张的时期，其特色是“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秦汉和隋唐当得起“天下帝国”的地位，因为在这两个重要的时期里，中国是开放的，而且是发展的。
——节选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二 无论在民族、疆域还是认同上，这个“华夏/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很庞杂和包容，你可以称之为“天下帝国”,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共同体”……一方面，现代国家不能再是“天下帝国”,它不能不限定领土、族群和国民，汉唐时代那种“包容和弹性”的天下秩序只是光荣的历史记忆，而无法成为现代国际认可的准则；另一方面，悠久和荣耀的历史记忆，又使得现代中国历史学者，理性上虽然超越“华”、“夷”,追慕包容性的天下帝国，但感情上会不自觉地区别“内”、“外”,以汉族中国为“我者”来叙述“华夏/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说中国》·解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秦汉时期特色为“厚”，隋唐时期特色为“大”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华夏/中国”概念的认识。
材料一 在司马迁笔下，不论历史人物是贫贱还是富贵，也不论其最后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有可称道的道德表现或事功作为，就会进入他的视野。对事功充分肯定，但不作为最高标准。司马迁讲究“天人关系”，沟通“天人关系”最为重要的路径是“善恶”，尤其是大善大恶。这在《史记》中有明确表述，例如“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善者，天报五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
——高希中《司马迁历史人物评价理念试析》
材料二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洪承畴（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清军入关前在松锦战役中失败，被俘降清）一直比较受人关注。自他死后至今的300年间，物议纷然，评价不一。
| 清朝入关后百余年间 | 功臣，受到清政府的褒奖 |
| 乾隆年间 | 被钦定为“贰臣”，受到贬抑 |
| 民国初期 | 大体延续乾隆时期的评价 |
| 抗日战争时期 | 被视为“汉奸”，大受挞伐 |
材料三 1996年，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石狮市举行，会议认为“洪承畴作为清朝统治集团的重要谋臣在为满族夺取全国统治权、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冀震宇《社会变迁、文献解读与洪承畴“贰臣”形象的演变——兼论历史人物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依据司马迁的人物评价标准评价汉武帝。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洪承畴不同时期评价不一的原因。
(3)是否认同材料三中“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关于洪承畴的评价？为什么？
材料一 以汉族为主体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空前统一的秦王朝，自春秋时期起涌现的华夏 民族融合告一段落。华夏民族自此同属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趋向一致。秦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措施，很快实现了“书同文，行同伦” （《礼记·中庸》）的理想。“书同文”标志着秦王朝统治区域内文字和文化的统一，“行同伦”反映了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的一致。这种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用来作为统一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武器。从此，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道德伦理和统一的心理素质，即统一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形成了。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 “断诸北语，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跟。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荣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摘自《魏书》《资治通鉴》
材料三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重视“要在中央”，也强调因俗而治，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用一句话概括此期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阶段特征，并以文化方面的史实加以论证。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促使鲜卑汉化的主要措施，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解读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元代在东北地区的民族政策与唐代有何不同？从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角度用一句话概括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所以“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就君民关系，董仲舒说：“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故君唱而民和，君动而民随；就君臣关系，董仲舒说，臣是受命于君的，所以，“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摘编自丁银高《论董仲舒的王权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对“以君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所不满，明确肯定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君王的天下，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臣”的产生是要与君共治天下的。他把治天下比喻为“曳大木”，臣与君是“共曳木之人也”。`同时强调了“法”对“人治”的有效规范、引导与约束惩罚。
——据鲁敏《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和黄宗羲的君权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君权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封有功的衡山王吴芮为长沙国王，辖地长沙郡城。汉武帝统一南越后，设置荆州刺史，辖治境域包括今岳阳、益阳、常德、郴州、永州、衡阳等。东汉光武帝时，不再封王国于湖南，改长沙王国为郡。东汉通过长沙郡、桂阳郡（今湖南郴州）等地方行政机构，推行中央政令和传播汉文化;湖南铁工具的使用比西汉广泛，制瓷业和商业贸易都有所发展;桂阳郡先后有六任太守积极推广教化，禁止不符合儒家礼教并妨害国计民生的种种淫祀，兴办学校，推广教育，发展地方文化。
——摘编自杨东晨、杨建国《论秦汉时期湖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一兼论常德与长沙在秦汉时期的重要地位》
材料二 “大一统”观念萌生于三代，丰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大一统”思想核心是疆土一统和以治权及法令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一统，同时也涉及经济一统、思想一统和文化认同。
——摘编自张子侠《“大一统”思想的萌生及其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时期治理湖南地区的举措，并分析其意义。
(2)提炼材料二中的核心观点，并结合秦汉时期的相关史实进行解读。（要求: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论证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