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末农民起义冲垮了秦的残暴统治，破坏了社会经济。战乱中，农民大量流亡异乡，穷苦百姓更是缺衣少食。西汉王朝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丞相曹参的倡导下，“黄老无为”思想受到朝廷内外的崇尚，并为文帝和景帝所取法。文帝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曾一度诏免田租。他在位的23年中，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景帝时，把男子17岁开始为官府提供徭役改为20岁。文景时期，废除了伤残人体的肉刑，各级执法官断狱从轻，不滥用刑罚。但文帝和景帝片面强调“黄老无为”的思想，对诸侯王的纵容，使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对商贾豪民兼并农民、骄横不法等问题态度暧昧。朝廷对铸币权时弛时收，“民多奸铸”的问题严重。汉武帝即位后，欲图振作，武帝首先在思想领域打破黄老无为思想占支配地位的局面，大力提倡董仲舒的新儒学，从官学中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之言。汉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派刺史代表中央巡视所部郡国，督查强宗豪右，也可以监督诸侯王。汉武帝任用的大批官吏如张汤、王舒温等都以用法酷深令人谈虎色变。如王舒温杀河内豪强，竟株连千余家，大多是无辜百姓。
——《中国古代史》
(1)据材料，概括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盛行的时代背景。归纳文景时期推行“黄老无为”思想的表现。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针对无为而治出现的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并简析这些措施的影响。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之初，就诏令中央和地方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饱学之士脱颖而出。“仲舒请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于是罢黜百家，用儒术。”实行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度，以才学、德行为基本要求，《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朝廷置《五经》博士，兴太学，立博士弟子员。武帝强调“古之立孝，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崇尚孝道，以仁义道德“扶世导民”。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同时，汉武帝时期增修法律律令；刑罚也越来越严厉。德治与法治彼此促进、相辅相成。
———据王惠英《论汉武帝的治国方略》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汉武帝治国方略的特点。材料二 下面是秦汉时期出现较多的词汇：
秦半两钱 蒙恬 汉承秦制 郡县制 西域都护 盐铁官营 张骞凿空 刺史 编户齐民 田庄 五铢钱 大秦王安敦 霍去病 甘英 文景之治 “推恩令” 丝绸之路
（2）请从材料二中提取三个关联密切的词语，提炼一个主题，展开论述。（10分，要求：主题正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材料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刚即位，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他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并起用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臣数诎”。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下诏严斥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由此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景象。汉武帝还一改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推行制度变革的原因及制度变革的举措。(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推行制度变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从边疆思想的层面来说，汉承秦大一统之后，当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之所谓华夏；在中国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理想，欲泯除华夷之辨，并认为“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恩不得适天子之贵。”这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董仲舒认为，与君之“无为”相应，臣者则应“有为”，把黄老的“无为”思想融合于其儒学体系之中，并以其阐述治国与君臣之道，提倡君道无为与臣道无为，最终把“无为”理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归结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他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说道“我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新儒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汉武帝之世宏大边疆恩退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材料二 在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孙中山等先行者关于民族兰义有相对进步的认识，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因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传统“尊夏贱更”“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规定，凡过去少数民族名称中之虫、兽、鸟及反犬旁，一律须改为人字旁。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一统国家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防建设。一些民族主义者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了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的特点及对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构建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治理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汉王朝对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对西域诸国则是先后采取了频繁遣使者往来、武力征服、和亲、屯田、册封官爵等措施；对南方诸族则采取了郡县制和羁縻统治并行、“毋赋税”等政策。
——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和边疆治理》
材料二：下图为清朝疆域图（1820年）
材料三：南京国民政府空喊着民族主义,其理论也只有一个框架,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一套民族理论体系，所制定的民族政策,由于内战、抗日战争等原因也多数未能具体实施。……国民政府在某种程度地继承了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但其阶级本性又在民族政策的具体实践、理论发展等过程中最终背弃了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最终连同自身走向灭亡，总体来看,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
——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策略。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清朝开疆拓土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存在严重缺陷的表现，并谈谈正确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汉武帝以儒家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说，是三纲五常。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与“民意”无关。中国的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因为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的合法性。这一套意识形态也不断塑造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拥有对“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对“大一统”秩序的强烈认同，士农工商莫不如此。汉朝有完整的基层政权并深入基层的文教事业。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春秋，用儒家文化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法度，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材料二 罗马帝国注重建立稳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罗马民族认同”。例如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后，号召以罗马的传统美德，即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来凝聚人心。维吉尔创作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罗马民族”认同；李维写《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作《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然而，罗马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只有行省的贵族和官僚才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不会说，更谈不上融合相通。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罗马苦心建构的“民族认同”，由于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因此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与古代罗马在国家治理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与古代罗马国家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西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政策，在北疆、西南等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郡县，负责该区的民政和防务。对于内徙的边疆民族，则设立属国，其内部事务仍由该部酋长负责。西汉王朝还以长城为主干，构建了由塞、障、亭、燧组成的边防体系，并开展了以军屯为主的屯田活动。此外，西汉王朝还对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征讨、纳降、内徙等政策，实现对匈奴的管辖；对西域诸国则主要通过频繁派遣使者、和亲、征讨、册封官爵等政策，实现对西域的掌控。
材料二 对于内地和边疆，乾隆继承了康、雍的思想，认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并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如：安抚首重蒙古成为清朝的基本国策，以及设立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对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土司制度，清政府也逐渐废除，并设置流官予以管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边疆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边疆治理的进步性。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谈谈你对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自夷夏意识产生以来，“夷夏之辨”便成为主导和决定边疆理念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间的现实竞争。春秋时期，孔子把区分夷夏的标准由血统改为礼术，从而使传统观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别具备了松动的可能，使得夷夏之间的互转成为可能。孔子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礼记·曲礼》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孟子亦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拒）。”
材料二 随着新儒学整合的不断深化，董仲舒的边疆理念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倾向。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王者有爱其之权利，亦有爱其之义务。爱及四夷，体现了身为王者主动施爱于四夷的积极心态。至汉武帝之世，华夏族群即将完成最后的整合与重建，爱华夏于内的任务基本完成，爱及四夷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董仲舒所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1)概括先秦至汉代儒家的边疆思想倾向的变化，并指出这一变化的政治实质。
(2)说明董仲舒边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3)从魏晋至清中叶任选一个时期，试举一例说明社会思潮对边疆或民族治理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材料二 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司马迁《史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