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援少有大志，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是闻名于世的“光武中兴”名将，建武八年（32年），马援协助光武帝消灭隗嚣势力、平定了凉州。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被任命为陇西太守、剿灭羌敌、治理地方、修筑城池、开导水利、发展农牧，使得郡中百姓安居乐业，六年后、因政绩卓著，马援被征召入朝、担任虎贲中郎将，建议重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平息二征叛乱，平定西南边境、并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矛盾的地方、以约束交趾人、匈奴、乌桓尚扰北边，马援请求击之、最后死于平定五溪蛮的前线。汉章帝继位后、亲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到马家、并以此为军歌，在汉军出征前唱咏、在马援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念其功德、把马援奉为大神、多修庙建祠以祭祀、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归纳马援的主要功绩。(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马援身上的哪些精神使他受到后世的敬仰。
材料一 汉代庄园主对依附农民行使的是一种以族权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系家长的族权为核心，以邻里关系、同乡关系、主客关系为辐射。它既表现为同宗、族人、邻里、同乡及其他依附农民对庄园主的一种君主般的尊数和畏惧，又表现为庄园主对族人、乡里等人所行使的一种周济族人、关心乡里的"聚族"之权。庄园主对于庄园内依附农民的这种统治权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更能深入被统治者的心理。这种政治权力还表现在文化教育上。庄因内的学校一般在农闲时开学，除供地主子弟学习外，一般依附农民的子弟也可入学。庄园主可借此向农民子弟灌输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教育内容。到东汉末期，田庄向武装化、堡垒化发展，庄园主的政治权力在庄园内无所不包。
材料二 西欧封建主对庄园内的农奴具有一种法权，这种法权以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及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平等，权利则总是在领主一边，对于农奴则总是无穷无尽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表现为一种法律形式∶封建主占有封土，既有法律形式即分封、效忠仪式，也有法律内容即载明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书或法律惯例。封建主从农民那里取得土地，一般也是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完成的，当然其中含有封建主仗势进行抗夺的内容。委身农被迫把土地给封建主时，双方也都订立了载明权利和义务内容的法律契约，而且这种契约有固定的式样和约定俗成的语言。农奴的人身依附程度，一般也都根据本庄园的习惯法而定。西欧庄园内的农奴人身问题，很难找到两个庄园相同的标准，都是依据各庄园公社的习惯法而定，庄园主则是这个法律的执行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竹云《汉代田庄与西欧庄园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庄园主政治权力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庄园主相关权力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田庄相比，西欧封建庄园在基层管理方面的不同点。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材料三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拼地可改种棉花、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棉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将扎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径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据材料三归纳明朝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西汉后期，大商人、大地主兼并土地，占有奴婢，社会矛盾加剧，“改制”呼声高涨。以改革家形象出现的的王莽代汉创立“新”朝，以《周礼》为依据进行改革。“新”政权建立前后七八年间，推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公元7年，铸错刀、契刀、大钱，与五铢钱并行。三种新铸钱币的含铜量与五铢钱差别不大，但兑换价分别为一比五千、一比五百、一比五十。公元9年，废除五铢钱、错刀、契刀，另铸造小钱，与大钱并行。公元10年，推行总名为“宝货”的钱币，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质地、形制各不相同的六大类，共计28个品种，相互间兑换标准复杂。公元14年，废止大、小钱，发行重二十五铢的“货布”与重五铢的“货泉”。“每一易钱，民用（因此）破业，而陷大刑”。币制改革与王莽的其他改革，均告失败。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王莽改革的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