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四像砖、画像石是贵族官僚营建墓室的装饰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是画像砖的繁荣期。画像砖、画像石分布的地区很广。从现已发掘的情况看，以黄河下游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云南，东到山东，西到四川雅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土汉画像砖、画像石有数万之巨。画像砖、画像石画面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尊贤敬老、讲学传经等；墓主庄园、手工作坊的劳动景况；墓主日常生活方面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场景，表现商业集市活动的情况。其它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事物等。
汉代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创造并推广了“耦犁”，使粮食亩产成倍增长。可是在史籍上关于“耦犁”的记载只有“二牛三人”四字。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再现了这种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方法，使今人对“耦犁”一目了然。
——摘编自《论汉代画像砖（石）文献的史料价值》等
材料二 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的孝道，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摘编自解树明《汉代农耕画像石模式化生产与意义表达》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作为史料的价值。
材料 永元元年秋七月，国舅、车骑将军窦宪，述职巡视，出兵朔方。军校们像雄鹰般威武，将士们似龙虎般勇猛，这就是天子的王师。六军俱备，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等人，猛骑三万。战车疾驰，兵车四奔，辎重满路，一万三千多辆。……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河”，登燕然山。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愤，光耀祖宗的神灵；下以稳固后代，拓宽疆域，振扬大汉的声威。
——摘编自班固《燕然山铭》石刻译文
从史料载体的角度，写出材料中《燕然山铭》石刻的史料类别，指出其记载的历史事件。根据材料，概括“天子的王师”能“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的原因。材料一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
——摘编自周艳常《两汉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内外交困的影响下，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终于出台了《施行法币布告》，规定新币制办法。从1935年11月4日起，发行法币的法定银行包括：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拒绝使用银元。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除上述三行以外，财政部曾经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农民银行的钞票可同样使用。四大银行完全掌握了中国钞票发行权，中国货币发行实现了分散到集中。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明确规定外汇价格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
——摘编自许明霞《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以非对称依赖为视角》
材料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公布了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等利用囤积的大量银元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不法分子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连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也连续破获三起伪造人民币大案。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摘编自苗生《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
(1)根据材料一，归纳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解放初期应对“银元之战”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时期人口数量
| 时期 | 年份 | 口数 | 出处 |
| 东汉 | 157年（桓帝永寿三年） | 约5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 西晋 | 280年（武帝太康元年） | 约1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 隋 | 581年（文帝开皇元年） | 约2900万 | 《隋书·李德林传》等 |
| 唐 | 755年（玄宗天宝十四年） | 约5300万 | 《通典·食货》 |
材料二 《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记载：（东汉后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注：奴婢、徒附为依附人口，不为国家所掌握）
材料三 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指出东汉至西晋人口数量变化较大的原因，并分析表格中的人口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内容，说明清朝人口数量增长的原因及产生的社会问题。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兴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遭到破坏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6 . 材料 东汉初，豪强势力发展，土地兼并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徭役负担，光武帝颁布了“度田”诏令，核实各地的垦田数量和清查户口。起初，地方官员在执行“度田”诏令时，畏于权势，不敢认真清查，袒护豪强大族。特别是河南、南阳两地，一为京师之地，功臣居多；一为帝乡，皇亲尤众，“田宅逾制”更甚。这些问题暴露后光武帝极为重视，果断采取措施，整肃吏治，严惩在“度田”中作弊的官员，因“度田”不实被处死的郡守达十余名从打击官员所涉及的地域范围看，有河南郡、河内郡，充州之东平国，徐州之东海国、琅邪郡，荆州之南郡等，范围很大。光武帝的“度田”令因此得以严格执行，取得显著成效。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光武帝“度田”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光武帝“度田”改革的作用。
7 . 材料 东汉初，豪强势力发展，土地兼并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徭役负担，光武帝颁布了“度田”诏令，核实各地的垦田数量和清查户口。起初，地方官员在执行“度田”诏令时，畏于权势，不敢认真清查，袒护豪强大族。特别是河南、南阳两地，一为京师之地，功臣居多；一为帝乡，皇亲尤众，“田宅逾制”更甚。这些问题暴露后光武帝极为重视，果断采取措施，整肃吏治，严惩在“度田”中作弊的官员，因“度田”不实被处死的郡守达十余名。从打击官员所涉及的地域范围看，有河南郡、河内郡，兖州之东平国，徐州之东海国、琅邪郡，荆州之南郡等，范围很大。光武帝的“度田”令因此得以严格执行，取得显著成效。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光武帝“度田”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光武帝“度田”改革的特点并据此说明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