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表为东汉后期和唐朝前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县城数量表（单位：座）
(2)阐释导致上述变化的历史原因。
材料一 秦朝法律体系中专门设有犯罪为奴的《收律》，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多处涉及“收其妻、子”的规定。籍没的场合如此广泛，民众动辄犯禁，随时都有可能沦为官奴婢。汉文帝继位不久，就“尽除收帮相坐律令”。此后，很少再见到籍没罪犯全家的做法，但是“今农夫五口之家……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现象日益严重，到了东汉，有人批评时政说：“夫奴婢虽贱，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编户小人为己役，哀穷失所，犹无告诉，岂不枉哉？”
——整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
材料二 （明朝隆庆年间）看得本县路冲地狭，民少商多，以十分为率，二分务农，尚有八分说牙。……每现年里甲，每里仅存二三贫户，有司所费不赀，里长指称，恣意重科，苦将贫民锁押，买完方行释放，只得卖儿䰞女，破产倾家。里甲萧条，十室九空。而富商大贾，坐享厚利。当道者惟见市肆之繁华，不知乡野之疾苦。
——摘自《仪真县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汉文帝“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所体现的治国思想，概括秦汉奴婢来源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对经营方式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仪真县“民少商多”的成因。结合所学，列举清朝针对“里甲萧条”所采取的制度改革。
材料 永元元年秋七月，国舅、车骑将军窦宪，述职巡视，出兵朔方。军校们像雄鹰般威武，将士们似龙虎般勇猛，这就是天子的王师。六军俱备，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等人，猛骑三万。战车疾驰，兵车四奔，辎重满路，一万三千多辆。……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河”，登燕然山。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愤，光耀祖宗的神灵；下以稳固后代，拓宽疆域，振扬大汉的声威。
——摘编自班固《燕然山铭》石刻译文
从史料载体的角度，写出材料中《燕然山铭》石刻的史料类别，指出其记载的历史事件。根据材料，概括“天子的王师”能“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的原因。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时期人口数量
| 时期 | 年份 | 口数 | 出处 |
| 东汉 | 157年（桓帝永寿三年） | 约5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 西晋 | 280年（武帝太康元年） | 约1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 隋 | 581年（文帝开皇元年） | 约2900万 | 《隋书·李德林传》等 |
| 唐 | 755年（玄宗天宝十四年） | 约5300万 | 《通典·食货》 |
材料二 《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记载：（东汉后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注：奴婢、徒附为依附人口，不为国家所掌握）
材料三 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指出东汉至西晋人口数量变化较大的原因，并分析表格中的人口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内容，说明清朝人口数量增长的原因及产生的社会问题。
材料一 家族变迁中的历史
材料二 袁良以习《孟氏易》举明经为太子舍人，东汉光武初任成武令。以后其孙袁安以通《易》举孝廉，持身庄重、居官不畏权势、以公事为重，颇为朝廷恃赖，历仕明、章、和三帝，位至三公，从此袁氏地位急剧上升。袁京、袁赏、袁敞等皆因高门而被拜为官；袁敞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廉劲不阿权责，颇有父风，屡在三公位。袁汤多历显位，仕至三公。袁成任三宫中郎将，与外戚梁冀交好；袁逢曾任太仆、司空、执金吾；袁隗为三公。宗族袁赦时以中常侍（东汉时由宦官担任）用事于中，与袁逢、袁隗相为内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其时大将军以下莫不与袁氏交结。
袁绍“壮健好交结”“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加上汝南袁氏的声望和他特殊的身份，周围有一大批拥护者。袁绍早年任中军校尉、司隶校尉，曾指挥诛杀宦官。汉末董卓进京、欲行废立事，袁绍最先起兵山东，进讨董卓，响应者众，号称百万，袁绍被推为盟主。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夺青、并二州，后又占据幽州，一统河北，成为势力最大的诸侯，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后病逝。表术年少时以侠气闻名，后升迁为虎贲中郎将，曾与袁绍、曹操等共讨董卓，后与袁绍对立，被击败后割据扬州，一度称帝，部众离心，病死。
——据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等
袁氏家族的兴衰折射出怎样的时代变化？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兴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遭到破坏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两汉间湘江流域各郡户口增长表
| 郡名 | 户数 | 口数 | |||||
| 公元2年 | 公元140年 | 倍数 | 公元2年 | 公元140年 | 倍数 | ||
| 湘 | 长沙 | 43470 | 255854 | 588.58% | 235825 | 1059372 | 449.22% |
| 零陵 | 21092 | 212284 | 1006.47% | 139378 | 1001578 | 718.61% | |
| 武陵 | 34177 | 46672 | 136.56% | 185758 | 250913 | 135.08% | |
| 桂阳 | 28119 | 135029 | 480.21% | 156488 | 501403 | 320.41% | |
| 赣 | 豫章 | 67462 | 406496 | 602.55% | 351965 | 1668906 | 474.16% |
——《续汉书·郡国志》
材料二中国历朝人口变化图
——《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两汉时期湘江流域人口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表中历史时期，围绕“人口状况与社会发展”自拟论题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材料 王莽分别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建国元年（公元9年）建国二年（公元10年）和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进行币制改革，铸造了“六泉十布”等近二十种货币。王莽的币制改革和其他改制一样，也被打上了复古崇周的烙印。《食货志》记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在第二、三次币改中，最小额的币种只有一铢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这就迫使人们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量的大面值货币。而一旦参与以小易大的兑换活动，不管是何种面值比例的兑换，都要接受67%以上的财富掠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币种之间的兑换也十分复杂。但是单从技术角度来看，王莽的历次币制改革是卓有建树的，他所创造的卧式铸钱法一直被后代王朝所沿用。
——摘编自李建雄《王莽的币政改革举措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莽币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莽币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材料二 洛阳龙门石窟浮雕《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局部)
材料三 唐的民族政策以怀柔、招抚为主，以边疆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州府 事务，并可世袭，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起政不易其宜”,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元朝结束 了唐末五代以来多个政权长期并存和对峙的局面，再度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为巩固边 防，元朝对边疆地区实行广泛而直接的管理， “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分析材料一、材料二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和元朝经略边疆的措施，各举一例并加以说明。
材料一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
——摘编自周艳常《两汉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内外交困的影响下，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终于出台了《施行法币布告》，规定新币制办法。从1935年11月4日起，发行法币的法定银行包括：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拒绝使用银元。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除上述三行以外，财政部曾经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农民银行的钞票可同样使用。四大银行完全掌握了中国钞票发行权，中国货币发行实现了分散到集中。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明确规定外汇价格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
——摘编自许明霞《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以非对称依赖为视角》
材料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公布了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等利用囤积的大量银元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不法分子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连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也连续破获三起伪造人民币大案。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摘编自苗生《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
(1)根据材料一，归纳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解放初期应对“银元之战”的有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