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莽分别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建国元年（公元9年）建国二年（公元10年）和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进行币制改革，铸造了“六泉十布”等近二十种货币。王莽的币制改革和其他改制一样，也被打上了复古崇周的烙印。《食货志》记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在第二、三次币改中，最小额的币种只有一铢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这就迫使人们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量的大面值货币。而一旦参与以小易大的兑换活动，不管是何种面值比例的兑换，都要接受67%以上的财富掠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币种之间的兑换也十分复杂。但是单从技术角度来看，王莽的历次币制改革是卓有建树的，他所创造的卧式铸钱法一直被后代王朝所沿用。
——摘编自李建雄《王莽的币政改革举措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莽币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莽币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图1 新中国成立前黄河流域发展历史脉络
图2新中国成立前黄河治水历史及代表事件
——摘编自左其亭、邱曦等《黄河治水思想演变及现代治水方略》
根据材料，围绕“黄河治理与民族发展”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中国史知识加以说明。 （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湖南为南楚之地，在西汉和东汉前期以“风俗脆薄”、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产落后著称。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湖南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的户数和人口数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见表 所示）。
两汉湖南人口对照表
| 郡国名 | 西汉（公元2年） | 东汉（公元140年） | 备注 | ||||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县名 | 户数 | 口数 | ||
| 桂阳郡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阳山、曲江、含框、浈阳、阴山 | 28119 | 156488 | 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阴山、曲江、含涯、浈阳、汉宁 | 135029 | 501403 | 所属县去阳山，增汉宁（顺帝永和元年置） |
| 武陵郡 | 索、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很山、零阳 | 34177 | 185758 | 汉寿（故索，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孱陵、充、临沅、沅陵、镡成、迁陵、辰阳、酉阳、零阳、作唐、沅南 | 46672 | 139378 | 所属县去无阳、迁陵、很山，增作唐、沅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置） |
| 零陵郡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钟武 | 21092 | 139378 | 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泠道、泉陵、洮阳、重安（原钟武，顺帝永建三年更名）湘乡、昭阳、蒸阳（原属长沙） | 212284 | 1001578 | 所属县增加湘乡、昭阳、黍阳三县 |
| 长沙国（东汉改为郡）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蒸阳、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成 | 43470 | 235825 | 临湘、罗、攸、连道、益阳、下雋、酃、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城、醴陵 | 255854 | l059372 | 所属县去忝阳，增醴陵 |
| 合计 | 47县 | 126858 | 717449 | 49县 | 649839 | 2813266 | — |
| 西汉户126858；口717449；户均5.66口 | 东汉户649839；口2813266；户均4.33口 | ||||||
注：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统计。
——摘编自张齐政《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的变动情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汉中后期湖南人口变动的影响。
材料 昔秦王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共灭秦，遂以败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廊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 王翁（王莽）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 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摘编自东汉桓谭《新论》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亡汉兴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莽改革的不足之处。
材料一 永元元年秋七月，国舅、车骑将军窦宪，述职巡视，出兵朔方。 军校们像雄鹰般威武，将士们似龙虎般勇猛，这就是天子的王师。 六军俱备，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等人，猛骑三万。 战车疾驰，兵车四奔，辎重满路，一万三千多辆。……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河”，登燕然山。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愤，光耀祖宗的神灵；下以稳固后代，拓宽疆域，振扬大汉的声威。
——摘编自班固《燕然山铭》石刻译文
材料二 左宗棠率军击败阿古柏后，派官兵前往各城视察，发现“满营房屋久已掬为茂草”“满城倾圮，瓦砾荒凉”，官兵们“无营署可住，进退维谷，殊形狼狈”。……左宗棠于光绪三年(1877年)上奏光绪帝，提出：“新疆地段较远，他族通处，故土新归，治内治外，事同草创，非规模早定，废坠无自而”“天山南北两路，还隶版图，气象一新，中外群属，耳目诚及，此时早定大计。”“为新疆画久安置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以求将新疆与内地行政区划统一起来。”
——摘自《晚清新疆设省始末》等
材料三 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2020年10 月19日，习近平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的讲话
(1)从史料载体的角度，写出材料一中《燕然山铭》石刻的史料类别，指出其记载的历史事件。根据材料一，概括“天子的王师”能“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以求新疆与内地行政区划统一起来”的因素。 根据材料一、二，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用一句话指出材料一和材料二历史事件的共同之处。
(3)根据材料三，概括“经此一战”对世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结合所学，简析“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实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的原因。
材料一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光武帝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当年就裁并了400多个县，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次年三月，光武帝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驾兵车的士兵）骑士、材官（供差遣的低级武官）楼船士（水兵）及军假吏（临时职务的军吏），令还复民伍（复员为编户齐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见诸记载的精兵简政。建武六年十二月，光武帝还曾下诏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汉景帝时）旧制。”光武帝之子汉明帝继位后，“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
材料二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鉴于“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隋文帝、隋唐帝统治时期）”“民少吏多”“乃命所司大加并省”，从而为裁减地方官员做准备。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意为精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在唐太宗“务省官员”的思想主导下，中央机构官员由2000余人裁减为643人。唐太宗还规定：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奖赏钱帛，决不能超授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崇政《精兵简政与官冗吏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光武帝“精兵简政”的背景及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相较于汉光武帝，唐太宗精简官员做法的进步之处，并运用唯物史观说明东汉初年和唐朝初年“精兵简政”的必然性。
材料一 东汉基本的民族格局，以华夏共同体——汉族的前身“汉人”为主要角色，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第一，在统一的国家体系下，车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进一步加深，一些地区得到开发，例如在云南和东越旧地设置郡县，使这些地方得到开发和华夏化；还有多支来源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因迁徙到华夏之地，逐渐融入华夏内部，例如羌、南匈奴、南郡蛮等等。这些历史现象的发生，使汉民族得以壮大，分布范围扩大。第二，由于华夏与“蛮夷”之间文化共性、同质性的增强，使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与华夏认同感加强，多民族共存的局面因此得以维持和发展。
——摘编自史党社《东汉时期的民族交融及历史启示》
材料二 随着北方民族文明交融，迁徙至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将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原王朝或正统王朝的主张。随着南北民族交融进程的加快，南朝人也认为，“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夷狄吾民，斯事一也”。南朝后期，常有北人南来或者南人北去，彼此往往互相诋毁。但此时吴虏之区分似已由民族与地域概念发展而成南北政治阵营概念。
——摘编自冯剑《都城规制的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时期民族交融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新发展，并分析这一发展形成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西汉王朝在部分地区恢复封建形态，分封诸侯王国。汉景帝以后，王国的地位等同于郡。经西汉一代的变化，郡级政区（郡与国）数量与秦代相比大幅增加。西汉末年的郡国总数增至一百零三，共统辖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级政区，平均每个郡国的管理幅度为十五个县，也还算适宜。但是对中央政府而言，要直接管理百来个郡，这个范围却是太大了。因此汉武帝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十四部，作为监察区。首都周围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统辖，其他郡国则分属十三个刺史部，每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按六条规定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但不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而郡太守的品秩却是二千石，“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这种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行之颇为有效，郡太守大都能克尽厥职，奉公守法，汉宣帝因此甚至发出“与吾共此（指天下）者，非良二千石乎”的感叹。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
材料二 东汉初年，郡县设置并无变化，但两汉之际的战乱造成人口锐减，为紧缩行政开支，减少赋役负担，刘秀裁并四百多个县，并裁去郡都尉，将其职权合并于太守，使太守权力明显扩大。同时，刺史的权力也呈扩大趋势。西汉刺史作为皇帝耳目权势很大，此后其实权又不断扩大。东汉中后期因战事渐多，刺史常率兵出征，并利用兵权勾结地方豪强。
——摘编自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以来地方行政改革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因素。
材料 表：不同时期“中国”的基本内涵
| 商周时期 | 中国指的是万国的中心、最重要的一个国，周朝的首都——宗周和成周就是中国，其地位高于万国，也高于所有诸侯国的都城。直到东周初，中国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为“都” |
| 春秋战国时期 | “中国”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诸侯国，特别是地处中原的诸侯国，都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做中国 |
| 秦汉时期 | 秦朝建立后，整个统治区域都成了中国；汉朝时期，对外而言，“中国”成为汉朝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在汉朝疆域内一些尚未设置郡县的区域和非华夏的部族聚居区，往往被认为不属于中国 |
| 东汉以后 | 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的名称始终延续；在分裂时期，分裂各方为了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都会以中国自居；非华夏族一旦建立政权，统治了华夏或者入主中原，都必定以中国自居 |
——摘编自葛剑雄《何以中国》
阅读材料，根据“中国”的内涵变化过程得出结论，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阐述。（要求：结论明确，史实充分准确，逻辑严密）
材料一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
——摘编自周艳常《两汉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内外交困的影响下，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终于出台了《施行法币布告》，规定新币制办法。从1935年11月4日起，发行法币的法定银行包括：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为了防止白银偷漏的局面，规定从此所有的商品和买卖都由法币支付，拒绝使用银元。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除上述三行以外，财政部曾经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农民银行的钞票可同样使用。四大银行完全掌握了中国钞票发行权，中国货币发行实现了分散到集中。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在明确规定外汇价格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
——摘编自许明霞《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以非对称依赖为视角》
材料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公布了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等利用囤积的大量银元疯狂打压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不法分子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连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我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也连续破获三起伪造人民币大案。通过这次金融风波，上海的社会形势得到了稳定。
——摘编自苗生《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
(1)根据材料一，归纳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解放初期应对“银元之战”的有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