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意，惟太史公能之”。如《李斯列传》开篇，李斯对比厕中与仓中之鼠后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刻画出他热衷富贵、狡诈自私、阿顺苟合的卑劣人格。对于李斯的非凡政治才干和显赫政绩——二十年间完成了几代先王未竟事业，又主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外攘四夷等——司马迁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不同于时贤的惊世骇俗之新论，独树一帜。“人皆以斯极忠而被王刑杀”，司马迁则考察相关事实以得出真相：始皇死后，赵高矫诏并劝诱李斯，李斯起初斥责其不忠有贰。但当赵高道出：“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时，李斯就苟合以求自安，并假惺惺地太息垂泪。司马迁点评道：“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摘编自田劲松《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进行人物评价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认为李斯的功绩无法与周公、召公相提并论的原因。
材料一 下表为部分古籍关于魏晋以前诗歌的记述摘编
| 古籍 | 记述摘编 |
| 先秦《尚书·尧典》 | 诗言志，歌永言（延长诗的语言），声依永，律和声 |
| 先秦《国语》 |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
| 西汉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 |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
| 东汉班固 《汉书·艺文志》 | 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自孝武（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
| 东汉何休 《春秋公羊传》 |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
材料二 魏晋之后，名为乐府诗，但只取其旧题而完全脱离了固定的乐府曲调，不能唱只能读的，和不依旧题，自编新题名目，只可读不能唱的两种形式的诗歌日益增多，这正是以纸为媒介的文字交流兴盛的结果。书信中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彼此互寄所作诗赋的情况，诗作的题目中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答某某》《和某某》《赠某某》这样的字眼。可见这时文人之间交流情感，已经是把歌词写在纸上，让对方在纸上去看。诗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直抒胸臆，变得越来越重视情境的描绘；由过去的感于哀乐肆口而发，变得越来越重视伫兴（感情的蓄积）与构思；由过去一唱三叹的声气的强调，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藻饰和排铺。
——摘编自李壮鹰《纸与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至汉代诗歌承续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说明魏晋至隋唐诗歌的变化及其原因。
东汉初年许慎所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著作，书中保存的大量古字古义，可为研究古代典籍文献、探讨文字起源流变提供宝贵的证据，清代的《康熙字典》、现代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都深受其影响。
材料一：《说文解字》的编撰以小篆为基础，同时参考其它古文字，博采众家之说，力争各种解释都“信而有证”。编撰时还“分别部居”，即按部首排列的方式将文字做了归类。许慎认为文字是理解经义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全赖文字。
——据许慎《说文解字·叙》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许慎《说文解字》的编撰特点。材料二：“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汉学”崇尚考据，反对“宋学”空谈义理，戴震是汉学派的代表人物，对《说文解字》很有研究，并将其研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段玉裁，其代表作是《说文解字注》）。自是《说文》学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
——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整理
(2)根据材料二，分析乾嘉时期“《说文》学风起水涌”的背景。(3)结合上述材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明《说文解字》的历史价值。
材料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是世界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编纂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他早年曾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等地。“他每到一处总是精心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考察文物古迹，多方采集各种民间传说、风俗习惯、法律、政治以及宗教等，并且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或者任何偏见。”因此，西方学者强调是“希腊人首创了史学”。司马迁第一次汇总古今典籍，“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建了记叙中国通史的纪传体，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两者在史学方法方面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相似又宝贵的文化遗产。希罗多德《历史》主题虽然是希波战争，但是实际上叙述的是亚欧非三洲当时希腊人所知历史范畴内的重大事件，例如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西徐亚的历史都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除着重记述了华夏民族以外，还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了当时边远少数民族和周围国家的史实。在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列传中，他以简明扼要的笔法描绘了各族各国的源流和概况。
——摘编自丁燕霞《东西方“史学之父”之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比较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史学研究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共同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蕴含的民族思想建立于儒家“大一统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将六个少数民族史列传纳入到“七十列传”之中，这种视各民族为一体的做法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司马迁还表达了他所处的西汉中期的历史学观念，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提出“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将史学看作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希望在历史研究中得出国家兴衰的一般规律。换言之，他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通变”即“治乱兴替”的一般规律。
——摘编自张士民《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特点刍议》
材料二 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写道：“史学者，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面对西方史学的发达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重视程度，梁启超认为中国史籍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陈陈相因，原因在于“旧史学”造成人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力主摒弃传统的以帝王称号为纪年的方法，设想“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关于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梁启超主张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为依据作相应表述，将中国历史发展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梁启超的思想将散于各方的势力聚拢起来，掀起了新史学思潮，震动了当时史学界。
——摘编自张越《“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司马迁取得的史学成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背景及目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