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尽管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局面，但西晋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苻坚建立的前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都曾结束北方的混乱局面。随着孝文帝改革等措施的推动下，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长期的分裂战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的同时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摘编自王娟《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南人北迁研究》

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控制西域，而汉朝通过和亲使政治势力进入西域，使匈奴势力呈消减的趋势，到汉昭帝时，匈奴势力有抬头之势，宣帝继位后出兵匈奴，加上匈奴内部不和，逐渐结束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三   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