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胡汉融合是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欺骗害人)，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流放)，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二   20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后来又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摘编自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材料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为鼓励在纷乱之时保持高风亮节、特立独行的节义之士，特别予以表扬，此举固无不当，但却造成一种为享大名于天下而刻意隐逸、或以借“道德良好”来达到引人注目、立异名高的目的，于是后来选举、辟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再加上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交互窃柄，更促使士人激愤，太学“清议”应运而生……至曹操崛起之时，士人大都均与道德告别了，其态度呈现一种两极化的发展：一是由“清议”转为“清谈”，超乎现实，在乱世中依然潇洒优哉游哉，走向清虚空灵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齿做一个空言道德、百无一用的废物，而反动为循名责实，只讲求如何强力操作实际政治，明白宣告道德破产。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年），以迫切的心情写了求贤令，号召去发现那些埋没在下层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举荐出来，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根据龚鹏程《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