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胡汉融合是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欺骗害人)，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流放)，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二   20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后来又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摘编自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材料   

材料   中华文化演进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朝鲜、日本、安南之类。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