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西晋末年，政治黑暗，汉族大量流向边远地区，从而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向中原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迁徙。晋室东渡，汉族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内迁各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以华夏正统自居；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汉人南迁，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各族的交融以及汉文化在南方地区进一步发展。这为后来隋唐大规模统一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唐朝对待不同的民族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设立军事行政机构针对的是解决北方突厥、回纥民族问题，以及东北靺鞨民族问题；册封制度针对的是回纥、靺鞨、南诏民族；和亲政策针对的是缓和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唐朝统治阶级能够从各个民族问题产生原因出发去解决或缓和矛盾，实行开明的政策，在总体原则上依然牢牢把握着“以和为主”这一政策尺度。

——摘编自马晓琳《浅析唐代民族政策的主要措施及其评价》

材料三唐朝前期疆域和边疆各族分布图（669年）

材料一汉文帝及其子景帝在位期间，坚持“无为而治”。汉文帝曾经减免田租，景帝则将田租由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并立为定制。汉文帝一度将“算赋”(人头税)由120钱减为40钱，景帝则将男子为国家服徭役的年龄由17岁推至20岁。文帝、景帝自奉节俭，屡次下令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汉文帝废除了秦朝的连坐制，将几种残害肢体的肉刑改以笞刑代替，景帝又减少了笞刑数目。在边境地区，汉文帝与匈奴继续实行“和亲”。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材料二下表内容为中国古代史上几个时期的政治状况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整理

材料一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此后中原每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淝水之战、刘裕北伐等，都会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

——摘编自曹文柱《乾坤众生》

材料二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內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不断，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材料三   魏晋以来，內迁的各族人民与当地的汉族人错居杂处，开始过着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趋于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长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曹文柱等《乾坤众生》

材料二   从官军干部检之，高仙芝、王思礼均为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契丹人。

——岑仲勉《隋唐史》

为了正确地引导和管理互市活动，保障正常、公正的贸易秩序，唐政府专门设置了“互市监”，“掌诸蕃交易之事”。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允许少数民族首领子弟入学就读。地方上，郡学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由官府提供“禀给”。

——摘编自杨华双《唐朝开明民族政策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