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朝建立后，以血缘亲疏关系为纽带，分封了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在周礼和周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形成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族雏形。来自东夷部落的秦人先祖，在发展过程中空间受到挤压，迁往西陲之地，与西戎各部落经过长期的冲突、交流、融合，新的秦人逐渐形成。秦人在崛起过程中，逐渐融入到夏、商、周以来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同时还不断吸收了四周戎狄部族，扩大了华夏族范围。春秋战国以降，周天子式微，诸侯征战不断，客观上加强了各诸侯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摘编自刘再营《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   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的渊源，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三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与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之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材料二   在灯火困难的古代，官方对于民众作息时间的管理，是一件关涉到“秩序”的大事。朱熹曾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北宋初，《宋刑统》明确规定：“犯夜（禁）者，笞二十。”后宋太宗仿照唐制，于东京城设置街鼓，在夜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宋仁宗时，夜禁仍然实行，但此时的东京城已“不闻街鼓之声”。北宋末，东京城的州桥夜市“直至三更”，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夜禁实际上已经废除，古代城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变革得以完成。

——摘编自冯之余《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等

材料一   为了躲避西晋末年的动荡，北方的民众大批南下。与汉魏比较，东晋南朝时期的农业经济的一大变化是作物种类的增多。如以前江南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而此时则有稻、麦、黍（黏谷）、粟、菽、麻以及其他各种杂谷，这些作物许多来自北方。其次，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再次，东晋南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以农业是否发展作为考课官吏的标准，还特别注意流民的安置和小农因破产而再流亡的问题。由于以上原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继位后，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太庙、祭祀孔子、养国老；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立太乐宫，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通过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封建的统治思想及理论，北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三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而且统一在这种交替过程中永远居于主导地位。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融合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同化（或融合），而且伴随着每次融合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息息相关，甚至是政治上的分裂动乱愈厉害，民族之间的斗争愈激烈、民族同化（融合）也就愈迅速、愈全面。而民族融合不仅带来统一和安定，而且保证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始终不间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同时还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和汉文化不断推上了主导和核心的地位。

——摘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继位后，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太庙、祭祀孔子、养国老；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立太乐宫，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通过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封建的统治思想及理论，北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西晋永嘉以后二三百年间，进入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汉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异常残酷。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汉族人民联合被压迫的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自始就没有停止过反抗。此外，在每逢少数民族贵族统治动摇之际，北方通向江南国境的封锁线上，总会绽裂出一个缺口，那些本来“南向而泣，日夜以觊”的中原人民，就“北顾而辞”，像潮水似的渡江奔向江南了。当然，江南广阔而肥沃的耕地的开辟，也是对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种吸引力。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一： 家国情怀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进

“中国观念”是历史发展中沉淀出来的传统中国各民族对多民族国家统一体认同的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境内各民族在形成与发展中相互冲突与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保持了传统中国在文化、地理、历史上的完整性，从而把中国各民族整合到大一统国家的认同之中，维护传统“中国观念”经千年而不衰。

——据陆勇《传统民族观念与清政府—— 以“中国观念”为视角》

材料二：

       明朝形势图（1433年）                                                       清朝形势图（1830年）

材料一

材料二前燕创立者鲜卑慕容氏宣称先祖是“有熊氏之苗裔”，前秦创立者氐人符氏宣称先祖为“有扈之苗裔”，后秦创立者羌人姚氏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大夏政权创立者赫连勃勃声称：“朕大禹之后，居幽、朔。”

——据（唐）房玄龄等《晋书》

材料一   秦国的商鞅变法基本上解决了由奴隶制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并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强化了封建国家机器，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经过商鞅变法，使偏僻落后的秦国变得“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乡邑大治”；且使过去那种诸侯卑秦的状况变成“诸侯畏惧”的局面。

——摘编自张金龙《论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继位后，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建太庙、祭祀孔子、养国老；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设立太乐宫，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通过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封建的统治思想及理论，北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