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的改革是全面性的，行政改革则是其中心环节……因为它代表着政治体制乃至社会形态的变化，其影响也不仅仅限于北魏一朝。由于太和年间在行政制度上的改革，总的导向是权力的集中，对后期的北魏政权来说也有利有弊。利在通过行政效应增强了国家的动员能力，从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南方形成越来越大的优势，为后世的统一打下了国力基础；弊在权力导致的腐败成了北魏分裂与衰亡的一个祸根。……此外，太和年间的行政改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官员的民族属性所带来的影响。
——严耀中《关于孝文帝行政改革的一些新诠释》
(1)据材料，指出孝文帝太和年间行政改革的总导向，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项相关措施并概括其作用。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孝文帝太和年间行政改革带来的利弊。
材料一 东晋一朝，中原丧乱，大批流民流寓江左，形成了许多侨郡县。这些人不为所在州县编户，无固定租税负担，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侨旧矛盾，有的成为豪门世族的佃客、部曲，形成“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遂造成了“国弊家丰”的严重局面……东晋、南朝政府先后十次颁布命令，实行“土断”。户籍上，对白籍侨民实行土断，与黄籍户一样承担国家税役。对于世家大族隐藏户口的行为，严厉打击。南方土著和北方侨民混合杂居，侨流“后裔遂长为南方之人矣”……“以土断定”使侨置系统与当地系统混合编制，构筑成新的地方行政辖隶系统，亦可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摘编自雷震《黄、白籍问题与“土断”》
材料二 曾经处于华夏边缘地区和附庸地位的北方草原民族迁入中原……为了获得人数众多的、文化先进的汉族的认可……在建立政权之初，他们不仅在祖源认同上有改姓或攀附华夏祖先的行为，而且在政权国号的选择上也多加斟酌，十分谨慎。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在其统治地区选择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以继承之。
——摘编自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东晋、南朝政府“土断”的背景和意义。
(2)根据材料二，归纳草原民族中原文化认同的途径及目的。
材料一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说汉语，生产生活不能自立，故怀恋旧地者为数不少。孝文帝当机立断，要求年轻一代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律使用汉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同时，他还规定免除从平城迁居洛阳者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移民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平城一带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了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材料二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其商品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究钱币质量。不能杂以他物。新币铸成后，孝文帝下令新币可在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文）。五铢钱很快通行于北方各地，商品交换在黄河流域活跃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司马牧牛《千年争锋——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魏迁都洛阳后面临的挑战，并归纳北魏孝文帝为巩固迁都成果而施行的举措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济影响。
材料 孝文帝刚在洛阳定居下来，立即拟定除皇族九姓（包括元氏共十姓）最尊贵外，以勋臣八姓为最高门第。其他各个宗族也按照祖宗官位高低分别列入姓族。一般的本族人民被排斥在姓族之外，成为庶姓编户。汉士族原有门第等级，孝文帝又重新辨别其高下，承认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汉族大姓为郡姓之首。在郡姓内，各按其祖宗阀阅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称为四姓。汉人四姓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享有同样特权，不得授予卑官，还通过法令形式，确定“以贵承贵，以贱袭贱”。他还自己带头，并要求皇族娶汉族名门士家之女为妻。
——摘编自马德真《论北魏孝文帝》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士族制度改革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北魏孝文帝士族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北朝时期，原先属于放牧游猎经济的西北地区，已经出现了半农半牧的演变。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原来是披发左衽、窄袖、长领长袍，女子是冠帽夹领，小袖短袄。民族杂居相处后，胡人穿上了宽大飘逸的汉服。蒸馍、烙饼、馅饼、面条、油炸饼等少数民族的食物，中原的汉族也普遍使用，且逐渐传到南方，成为很受欢迎的饮食时尚。
——摘编自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国朝（元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积之之念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
——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7《时务五事·立国规模》
材料三 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文本中对于各民族平等团结、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强调，都在以制度化的规范形式型塑与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刘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百年回溯》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主要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与内迁边疆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其重要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作者为解决“土宇旷远，诸民相杂”问题提出的主张，以元、清两代为例，简述当时统治者对台湾地区的治理成效。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列举改革开放初期集中体现推动“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文本”，提炼中共十九大以来赋予民族工作新内涵的重要意识。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颁布“代人定姓族诏”，对鲜卑贵族如何确定尊卑和等级作了十分细致的规定，确定了鲜卑贵族定姓族的具体方案．，诏令明确规定，“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给予“勋臣八姓”特别优待。对认定为姓族的鲜卑贵族的铨选优待可荫及五服以内支亲。“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北魏王朝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特别是入主中原后，多次征召汉族士人，对才华出众者予以礼遇、重用，其中包括不少汉族高门大姓。
——摘编自彭丰文《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探究》
材料二 唐承隋制，政府完善科举制度，使得寒门子弟进入仕途致身高位的愿望不再遥不可及，武周革命取得成功，武则天称帝使得关陇集团势力遭受致命的打击，朝堂政治的重新洗牌，造成了政治上的真空，武则天为巩固其地位以及权臣私心作祟，姓氏录的修订完完全全的按照现任官品高低甄选士流，很多以军功升至高位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唐中央政权得任高官的庶族寒人，骤然被列为士族行列，同时科举之路大开，一大批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心，贵族政治全而瓦解。
——摘编自田磊《科举制与唐前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门阀衰落的原因。
材料一 商鞅在秦变法前后共二十一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白寿弃主编《中国通史》
(1)材料一是对历史上哪一事件的评价？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材料二 孝文帝亲政后，又采取迁都洛阳、马服装、改汉址、说汉话、通婚姻等改革措施，加快了北方各族人民的交融，缓和了民族矛盾，缩小了南北差距，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公元490年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侧重于“形而下”的部分，后期的改革则注重于“形而上”的部分；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重绩效者求声势。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那些最为切合实际、最有实质效益的措施与做法，都是冯太人的作为与贡献，而它们的推行与见效，则为真正归属于孝文帝主持的后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也只有明确地区分了整个改革的前后阶段的不同主持人，我们对魏孝文帝在改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改革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才可以做出比较公允恰当的评价。……正如宋代叶适所认为的那样，拓跋宏“始迁洛邑”的举措，乃是错误的抉择，属于“根本既虚，随即崩溃”。至于迁都后所推行的那些“汉化”措施，那就更值得商榷了。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黄朴民《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形而下”和“形而上”进行解读。
(2)概括材料二的基本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观点进行点评。
材料 北魏太武帝拓跋煮，基于北魏的文化国情，为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首先于425年，下诏∶“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成楷式。”自此，改变了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429年，太武帝还组织一批儒家学者对儒家典籍加以整理注释，“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叙成《国书》三十卷。"444年，发诏令∶"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并选拔儒家学者讲学，专门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同年，太武帝发布诏令∶“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他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文化政策，为后来的孝文帝改制奠定了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
——摘编自李相宁《析北魏太武帝的文化政策》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太武帝学习中原文化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太武帝推行上述举措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