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材料一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光武帝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当年就裁并了400多个县，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次年三月，光武帝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驾兵车的士兵）骑士、材官（供差遣的低级武官）楼船士（水兵）及军假吏（临时职务的军吏），令还复民伍（复员为编户齐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见诸记载的精兵简政。建武六年十二月，光武帝还曾下诏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汉景帝时）旧制。”光武帝之子汉明帝继位后，“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

材料二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鉴于“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隋文帝、隋唐帝统治时期）”“民少吏多”“乃命所司大加并省”，从而为裁减地方官员做准备。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意为精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在唐太宗“务省官员”的思想主导下，中央机构官员由2000余人裁减为643人。唐太宗还规定：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奖赏钱帛，决不能超授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崇政《精兵简政与官冗吏滥》

材料一   自秦代以来，郡县制成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定式。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明显具有地方性与割据性，因而唐朝立国以来就如何治理国家，实行分封还是郡县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礼部侍郎李百药上《封建论》，强烈反对封建诸侯，中书侍郎颜师古上《论封建表》，提出折中方案。当时朝臣大多反对分疆裂土。魏征谏言：当时天下人心未定，国家财力不足，改革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

——摘编自商爱玲《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材料二   柳宗元认为，分封制下的职位世袭，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在位者的贤能，故而很难确保为民服务的责任心。通过对周代社会治理状况的历史考察，柳宗元指出，在封建制下，通常是政治混乱的多而治理得好的少，而周天子又不能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君，真正尽心治理地方、爱护人民的人，因此，周代的问题就出在封建制本身。而郡县制下的地方行政长官由于实行选举制，“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够随时加以撤换，即“有罪得以黜”。因此，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是进步的，有利于国家的治理，维护了“公”。

——摘编自彭新武《“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材料一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他们使整人西欧与罗马制度背道而驰，走入了长达1000年的封建社会。从哥特人的“二元政治”“族群分海到法兰克人的“封建采邑”“领主自治”。无一不导向独立分散的政治格局。

用种族、宗教、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不以血统种族而以文化制摩论页之别，则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国古代就形成了“华夷无间”的族类观念，是一种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无论哪个族群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这是包括五胡在内的众多非江游群能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其中饱含着深沉的“命运共同体”情感。这些情感.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

——摘编自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