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同样设有左右丞相。汉初以功臣为丞相，丞相成望甚高。汉武帝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即位后不久，就举用贤良文学之士，于本官外，另加侍中、给事中等职，让他们出入禁庭，与闻大政。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谒者，掌尚书之职。尚书本是“少府”的属官，武帝让其掌文书章奏，其地位日渐重要。到了成帝时，官制有更大的改革，以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合称“三公”，俱为宰相之职。

——摘编自杨友庭《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

材料二凡有政事，先由中书取旨撰拟诏敕，付门下审覆，再下尚书施行；步骤精密……惟是事权分立，往往发生流弊，尤以中书门下两省，或论难往来，各逞意气。太宗深察其弊，乃令三省长官合署办公，是谓政事堂，此实唐代宰相制度之一进步也。

——严耕望《唐代文化约论》

材料三下图为北宋中央权力分配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