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大唐贡士，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自京师郡县皆有焉。
——摘引自《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材料二朱熹总结北宋败亡的教训时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
——《朱子语类》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初科举制发展的基本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评隋唐时期科举制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五代藩镇之弊”是什么？概括北宋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所采取的措施及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七十二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地方官制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宋城市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
(3)根据材料三，概括该学者关于宋代科技发展的观点，结合所学找出支持该观点的史实。
材料一 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纷争的历史局面，使统一局面成为历史主流，这种统一局面的维持与宋朝确立的文官治国体制有很大关系。在宋代的行政体制中，州级政权是中央治理地方的桥梁，它既是一个正式的和完整的地方财政体系，也是地方最重要的司法审判体系，还是有效地贯彻中央政策法令、维持地方统治秩序的关键环节。在州级政权体系中，知州（府、军、监）是长官，通判是副长官……通判除同判郡政外，还监督、制约知州，不带军职，专门负贵州中重要的钱谷收纳，这种安排对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是有利的。
——摘编自苗书梅《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
材料二 元代行省长官及其下属官员“受命于朝而后仕”，按照规定，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元朝中央政府还从军事权上控制行省长官调动军队的权力；从财政权上控制行省70%的财赋收入；从司法权上审查行省的大案、要案；从监察权上强化对行省长官的监督。综上所述，元代加强对行省的控制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元代“创立了一种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
——摘编自赵旭国《也谈元代设行省如何加强了中央集权——兼与范红军先生商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地方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行省制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
材料一 唐制，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还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镇“奉行”而已。
——朱熹《朱子语类》
材料二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逐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逐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败。
——朱熹《朱子语类》
材料三 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内蒙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称“腹里”，由中书省辖。中书省也称都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又兼辖腹里。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制，凡有重大军中，则谴中书省官员前往督之，其班底仿中书省建制，故称“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中载：“自封建变为郡肯，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材料四 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始设军需房于降宗门内，选内阁中书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诏。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赵翼《詹爆杂记》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叙述，如果唐朝准备在长安城内兴建某一大型工程，试简要说明这一工程在中央从决策到具体实施的基本程序。
（2）材料二中作者对北宋“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的看法如何？
（3）材料三中元朝设置的中书省与唐朝的中书省有何不同？元朝为什么实行行省制？
（4）材料四中军机处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军机处的设置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什么政治特点？
材料一 宋代对于信息渠道的重视与经营，增加了合理决策的可能性。不同系统的众多机构、相互交错的多条途径，自不同角度提供情况报告，其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消息虚假、来源梗阻的可能性。发现问题时，朝廷经常布置诸司协同“会问”，注意多层面的检查，甚至特派专使进行“勘验”，以便多方位复核所掌握信息的可靠程度。宋代的诸多信息搜集传递系统是相对独立地进行运作的。多途信息渠道的最高协调机构，主要是执掌中央政务权力的政事堂，而信息搜集的最终汇聚点，是君主的“御前”；对于国家大事最终的处断裁决，原则上也出自皇帝。
——摘编自王小甫等编著《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被称为“旋转门”。智库（Thinktank）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高官，直接参与政府决策；政府官员退出官场，摇身一变又成为智库学者。美国智库较高的独立性确保了其研究成果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不被人为因素或外界因素所左右，成为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的根本保证。智库的大量存在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思想高度活跃，多元化的思想观点经常相互碰撞，火花频现，竞相呈现影响力。当危机发生时，智库提出各种策略和建议，供政府决策参考。智库参与政府决策，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专业性，弥补了政治家专业知识的不足。学者们可以通过“旋转门”踏入政界，政治家可能通过“旋转门”回归学界，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成为美国政治的一道独特风景。
——摘编自王波《“旋转门”与美国民主政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政治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这种政治决策方式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智库独立性的意义以及美国政治“旋转门”现象形成的历史条件。
材料一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个人都依附于某种天然的共同体，包括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天然共同体和拟制的血缘共同体。最初的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非常之弱。个人完全融于天然的共同体里面。当国家产生后，国家就分享了个人的认同和忠诚，削弱了个人对部落、氏族等天然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有了国家之后，氏族和部落就由贵族来代表，个人依附于贵族，贵族再依附于更大的贵族即国王。个人与部落的关系演变成“家族（个人）——诸侯（贵族）——国家（国王）”的关系。秦晖讲的中国的“周秦之安”是削弱了贵族，除掉了贵族这个中间隔层，无数的小共同体（家族）被官僚制整合进大共同体国家之中。社会组织向西极分化，一极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极是底层无数的家庭或家族。虽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中间组织，但作用有限，一般是辅助性的。
——摘编自丛日云VS秦晖：《走出帝制和人的现代化》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发展成熟，是中国古代审计发展的巅峰。比部设于刑部之中，与财政部门完全隔离，财审分离彻底，拥有司法权并配备多位专门的官职，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得以保证。三省六部制的完全确立优化了官僚体系的内部控制，皇帝也重视比部审计，就连皇室用度都要经过比部勾检。……两宋官制，职官分离，与前代有很大的区别。宋初围绕中央集权进行了不少革新尝试，试图在中央机构内部建立起财计管理与财计监督两套班子，进行更直接更经常的审计监督。北宋时，天下财计归三司（亦称三部，即盐铁、度之、户部）三部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还设有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审核军费支出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审计职权较前代分散，并且这种财审合一的内部审计体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难以确保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吕品：《从国家审计演变看古代中国国势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秦晖关于“周秦之变”的观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两宋审计制度与隋唐时期相比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大唐贡士，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自京师郡县皆有焉。
——摘引自《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材料三：（北宋）规定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别指出图1、图2的地方制度，并概括图2地方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初科举制发展的基本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评隋唐时期科举制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北宋初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措施，并简析其积极影响。
材料一：宋太祖有言：“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政治。”北宋政治家、书法家蔡襄曾感叹：“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北宋官员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记述：“（宋太宗）时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饥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材料二：赵宋王朝……创建了路制。路以交通路线主干来划分，路级机构的设置，一改汉州、唐道固定区域、固定治所、固定机构、固定人员、权力集中的原则，采取分而治之、相互牵制的方针。每路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宋代路级诸司并立、互不统属、各司其责的地方分权体制。……就功能而言，宋代之后的路、三司、督抚显然与汉州、唐道不同，……已经由监察转向收地方行、财、军等各项权力。……宋王朝又规定了诸司互察法和行政复查制度。……就此而言，宋代所创的路级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三：宋代行政区划与唐无大差异，而行政组织与运用则大有不同。盖宋室君臣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权重，故对于地方行政采取绝对控制政策。其方法：最高级地方行政区划之路，不置元首性之长官，而以帅、漕、宪、仓诸司，分掌众务，不相统属，互相牵制不能自专。上自诸路使司，下至县知事，皆以中央文官权充，以便中央直接控制。犹惧知事官权太专，又置通判，以资牵制与监视。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1)概括北宋政治的突出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种政治特点对宋代科技文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路制的特点及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述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材料一
材料二 “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宋太祖）把宰相的人数由两人增加到三人。还用（州县）设立通判的办法，（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次官，使政务由宰相、参知政事等几个人一起讨论，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决。……宋代，宰相与参知政事统称为执政。
除此以外，还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政，其长官叫枢密使，地位与宰相相等。执政与枢密院合称为二府。另外，还把财政大权从宰相掌管中分离出来，由专门机构“三司”担任。它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和宰相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司使直接听命于皇帝。至此，唐代所谓“总领一切事务”的宰相的权力， 完全被分割，只剩下一部分权力，许多大小军国事务都由皇帝直接处理，君主独载体制正式形成。”
——（日）竺莎雅章著，方建新译：《宋太祖与宋太宗》
(1)根据材料一、二，与唐代相比，宋代宰相的地位和职权有什么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措施。
材料一 宋神宗曾说：“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立法不足以尽事，非事不可以立法也，盖立法者未善耳。”宋代的“祖宗之法”作为根本性的治国原则，本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己定，物有其常”的精神，在行政管理上充分运用了制衡原则，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各自行使独立职权，突出了国家政务的核心内容，职权与事权明确集中，官员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同时，“祖宗之法”也有深刻的负面影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问题、强敌当前收武将兵权的问题等，无不与宋代遵循“祖宗之法”的立国之策有密切联系。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共理”“共治”，本质是通过士大夫、借士大夫的能力来治理天下。政治的主导权掌握在帝王手中，朝政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这种状况在11世纪前期的北宋发生了深刻转变。
宋代士人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度原则时，秉持“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使君不陷于非义，父不入于非道。君有不义，不从也，而况于权臣乎！父有不义，不从也，而况于他人乎”的原则，认为“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士大夫以“公议”“天道”为旗帜，作为制约君主的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宋太祖曾对臣僚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成为君臣双方共同承认的原则——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政治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它对宋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