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内藏库实际是宋朝皇帝亲自掌管的理财机构，号称“天子之别库”。内藏库财赋的用途较广，如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到景秸四年（1037年）正月，三司共向内藏库借贷钱帛917.2万贯匹。这种借贷往往是有借无还的。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提取内藏库锦绮绫罗100万匹，“下陕西路市籴军储”。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提取内藏库900万缗，用来犒赏军队。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秋霖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变籴以济民”。钦宗靖康初年，“御笔：内藏库支钱一万贯，付李彀充应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
材料二 内藏库内部设监官，委派诸司使或副使（武臣）和内侍充任……元丰改制，内藏库名义上隶属户部和太府寺。户部所属金部右曹案“主行内藏受纳宝货、支借拘催之事”，太府寺兼管奉宸、内藏库的受纳事务。至于两库“支用多少”，户部和太府寺“不得以会计”“文籍舛谬，不得以稽察；岁久朽腐，不得以转贸”。两库“总领之者，止中官数十人”。徽宗时，内侍受到重用，“内侍总领内藏，予夺专己，视户部为僚属”。在这种情况下，内藏库全归内侍控制。南渡后高宗时，内藏库仍然不隶户部和太府寺。绍兴十三年，规定“有司辄敢（向内藏库）会问，与供报者，皆坐之”。于是，内藏库全由内侍管理，而与外廷无涉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内藏库财赋的用途。(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内藏库财政管理制度建立的背景和作用。
材料一 宋代官印一曰“宝”，专称君主玺印，用玉或金；二曰“印”，是各官署、官员用印，三省、枢密院用银，六部以下用铜；三曰“记”或“朱记己”，用铜，尺寸略小于“印”，地方职司、诸军将校等使用。“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给毁悉经省部，具有条制”。发送给其他机构的“行移文字”“若官文书脱误者，咨长官改正，其事理要切处皆用印”；中央重要部门的日常文书会专门委派官吏负责“对读印押”“点对印押”。
——摘编自邓小南《宋史研究诸层面》
材料二 “洪武十五年（1382年），始置文书半印勘合。”其制：“以簿册空纸之半，而编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半纸册付天下布政使、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所司以册合其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凡诸司印信，铸印局专管铸造，如有刑削，则换给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该局，辨其真伪。”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在军队和边远地区有行移勘合、军事勘合、调军勘合、出关勘合、宗藩勘合、通贡勘合、外国勘合等等。
——摘编自黄才庚《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制度》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代官印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明代文书行移勘合制度的作用。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对政务运行的认识。
材料一 南北朝对峙，战乱频繁，政权自然无法稳定，致使地方行政区划更是混乱不堪。这个时期，“迁徙百计，一郡分四五，一县割成两三”的现象普遍存在。公元502到546年，在这短短的三十年期间，州的数量从原先的23个增加到104个，郡的数量由326个增加到586个。州郡的管辖区域越小，理论上来说更便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但是在那战争纷乱的时代，就会出现界线不明，权限混乱的现象，双头郡县或是双头州郡现象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材料二 中央集权尚不发达，实行三级制以及第一级政区幅员过大就会容易形成分裂割据，在充分认识到这点之后，北宋统治者开始对节度使进行控制，使得中央集权空前强化。行政区划上的体现是路成为州以上的新型行政区划层级，安排诸监司分管路级事权且分路不相一致，所以宋的行政区划虽为三级制，但中央掌控全局，路级难成割据力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玉兰《中国古代政权与行政区划之间关系初探》
(1)根据材料一，分析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区划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影响。
材料一 唐立国之初即改郡为州。贞观元年，鉴于州地域太小，数显过多，便设“道”，全国分十道，每道派出采访使，为代表中央的具有督抚监察职能的官员，后增至十五道。景云二年，唐政府正式置节度使，集军、政、财、监察权于一身……特别是边境藩镇，拥兵自重，威专一方。由此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平定后，唐朝出现落镇割据。黄巢起义之后，唐朝彻底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已经名存实亡。
材料二 宋代地方行政组织分路、州、县三级，同时另有府、军、监等机构。宋仁宗时全国有州府、军、监一级政区二百二十二个。《宋史·职官志》说：“宋初革五季（五代）之患，诏各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宅）以留之。分命文臣出守列郡”。宋还在行政首长之外又增设“通判”一职。规定凡州府文件，必须经通判连署之后方能有效。宋还在州一级设“监当”一职，制衡知州或知府的财政权。宋代的这些政治措施，虽然能防范地方造反或违抗中央，但其弊端也很明显，便是造成内重外轻。
——以上材料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1)根据材料，简析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及对现代治国理政的启示。
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严格来说，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分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五代时期，政治上有两大祸患：一是心腹之患，即禁兵；二是肢体之患，即藩镇。……为解决“肢体之患”，宋初名相赵普献上了“三大纲领”即“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纲领实施后，“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张其凡《中国大通史宋》
(1)阅读材料一，写出“封建的统一”所指的制度。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列举秦朝中央与地方政治制度“大变动”的相关史实。
(2)阅读材料二，指出宋初“制其钱谷”的具体措施。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宋初“三大纲领”实施的影响。
材料一 《周礼》以七十为致仕之年，后世虽因袭其年，却多不严格执行。历代王朝只是从道德层面鼓励官员“引年”致仕，并无完备的制度加以约束。直到唐代，仍将官员的致仕称之为高风亮节。白居易有《不致仕》一诗讽喻时人，其中这样几句：“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坠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这首诗虽然是暗讽杜佑的，由此亦可见唐代的致仕之风气。
——摘编自张吉寅《北宋致仕制度研究》
材料二 从宋初到真宗时，逐步确立了比较完善的致仕制度。文臣年满70，武臣年满80，除少数元老、勋贤等尚需留任外，都应自动申请致仕。官员未到规定年龄，无特殊理由，不得请退。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退，可以奏请朝廷予以提前休致，当时称“引年致仕”。官员到了致仕年龄，应撰表札，通过所在州府，向朝廷提出申请，获准后便领取致仕告敕，作为证明文书。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1)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致仕制度相对于前代的变化，并解释变化的原因。
(2)结合上述材料，分析宋代致仕制度的影响。
材料 在古汉语中，“官”含有公共、公有的意思，所谓“官天下”有“公天下”之意。宋度宗时，御史刘散对皇帝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摘编自吴钩《宋朝皇帝为什么称为“官家”》
一天，（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万乘之尊的皇帝问到这样的问题的确让身为臣子的赵普为难，他沉吟了好长一会儿，最终说出了影响深远的四个字：“道理最大。”
从神化的“天子”到圣化的“皇帝”再到职业化的“官家”，历史发展到宋代，神圣不可动摇的皇权已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潜在的变化。
——摘编自王育济、范学辉《宋太祖传》
宋代帝王不再以象征功业的“皇帝”和象征君权神授的“天子”称谓相标榜，而是喜闻乐见于与“酒家”“店家”“商家”等相类似的称谓——“官家”。“官家”貌似只不过是较高贵的职业类别而已。
——摘编自孙军凯、杨蕤论文《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第33卷第6期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围绕“‘官家’称谓与皇权观念”的话题，自拟论题并加以论证。（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保守的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蒙古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立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朝竟无折冲御侮之将。宋朝的治理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
——摘编自王曾瑜《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宋朝治理“得”与“失”的认识。
材料一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个人都依附于某种天然的共同体，包括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天然共同体和拟制的血缘共同体。最初的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非常之弱。个人完全融于天然的共同体里面。当国家产生后，国家就分享了个人的认同和忠诚，削弱了个人对部落、氏族等天然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有了国家之后，氏族和部落就由贵族来代表，个人依附于贵族，贵族再依附于更大的贵族即国王。个人与部落的关系演变成“家族（个人）——诸侯（贵族）——国家（国王）”的关系。秦晖讲的中国的“周秦之安”是削弱了贵族，除掉了贵族这个中间隔层，无数的小共同体（家族）被官僚制整合进大共同体国家之中。社会组织向西极分化，一极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极是底层无数的家庭或家族。虽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中间组织，但作用有限，一般是辅助性的。
——摘编自丛日云VS秦晖：《走出帝制和人的现代化》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发展成熟，是中国古代审计发展的巅峰。比部设于刑部之中，与财政部门完全隔离，财审分离彻底，拥有司法权并配备多位专门的官职，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得以保证。三省六部制的完全确立优化了官僚体系的内部控制，皇帝也重视比部审计，就连皇室用度都要经过比部勾检。……两宋官制，职官分离，与前代有很大的区别。宋初围绕中央集权进行了不少革新尝试，试图在中央机构内部建立起财计管理与财计监督两套班子，进行更直接更经常的审计监督。北宋时，天下财计归三司（亦称三部，即盐铁、度之、户部）三部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还设有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审核军费支出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审计职权较前代分散，并且这种财审合一的内部审计体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难以确保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吕品：《从国家审计演变看古代中国国势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秦晖关于“周秦之变”的观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两宋审计制度与隋唐时期相比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早在宋朝建立初期，双方在河北地区就设置了榷场，后来由于两国发生战争，这些榷场时开时闭。澶渊之盟后，榷场贸易恢复正常。宋朝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辽朝在涿州、振武军和朔州等地都先后开设了榷场。辽朝输到宋朝来的物品主要有羊、马等，而宋朝则将丝帛、漆器、谷物输入辽朝。然而，双方都有一些禁止输出的物品，比如双方对书籍和钱币的输出都有严格的禁令，因而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场的贸易功能。
——摘编自游彪著《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追宋》
材料二
明蒙主要互市贸易图
隆庆时的互市不同于以前的马市。马市是官市，不准军民、生儒、闲杂人员入市。互市则既有官市，也有私市，私市准许边民贸易，于是交易扩大到民间。隆庆六年冬又开月市，每月交易一二日。
——摘自王天有等著《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1)根据材料一，概括推动宋辽榷场贸易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简述宋代榷场贸易和明蒙互市贸易的共同特点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