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勘，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子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写于1940年代）

材料   女真人兴起于白山黑水，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与汉民族相对接近。金朝初年，随着军事扩张，女真人逐步向长城以南和中原迁移。同时，改变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一元化。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海陵王时期，金朝正式移都燕京，改为中都，确立了汉地本位政策。金朝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金朝中期以降，汉化进程潮流澎湃。世宗和章宗时代，统治者曾进行过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但以失败告终。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认为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了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摘编自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