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由宋入元的遗民学者胡三省，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曾任小官，宋亡避归乡里。三省精于史学，立志为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作注。注释初稿在战乱中遗失，他复购他本《通鉴》重新作注成书。《通鉴》胡注用力精深，内容丰富，大致包括八个方面。第一是音读，即对一些生僻字注出读音。第二是官制，注某官名的职掌、品秩、设立时间等。第三是名物，对一些当时人已不熟悉的古代物品、概念进行解释。第四是地理，注古代地名的建置沿革和名称变化。第五是前后照应，注《通鉴》所载事件、人物的先后联系，诸如某事为此后某事张本，某人某事见此前某卷某年，某字号即此前某卷某人等等。第六是改正错误，指出《通鉴》记事中的一些疏误并进行考订。第七是事件补充解释，对《通鉴》中一些记载过于简略的重要问题补充材料，作进一步说明。第八是对《通鉴》中某些事件、人物的评论。清四库馆臣评为“深得注书之体”，“足为千古注书之法”。而且，胡三省通过注释中有限的评论，抒发了宋元鼎革的亡国之痛。
——摘编自张帆等《辽夏金元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胡三省的史学贡献。
材料一自唐末以来，长期的战乱将西藏旧有的统治秩序冲毁了，各地方势力之间相互攻伐，属民不时起来造反，社会动荡不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朝廷对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发布诏书：“官不失职，民不失业”，或“各从其俗，无失常业”。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土司制度，设置了一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的管理机构。元朝设置中央政权中的四大机构之一的宣政院直接统辖藏族地区，藏族地区的军政、民政、财政大权都归宣政院掌握，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特点，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一个行省机构，故未置行省，只是称“宣政院辖地”。宣政院之下，元朝在藏族地区先后设置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吐蕃宣慰司，而辖境内都有藏族的部落，其酋长则充当府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土官。元朝在吐蕃宣慰司下又划分了13个万户，万户府主要是依教派和其他地方势力的占地范围和属民分布来划分的，并任命地方僧俗首领为万户。
——摘编自李干《元代西藏（吐蕃）土司制度探析》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实施。1960年底，西藏逐渐建立了乡、区、县（包括县级区）和专区（市）等各级人民政权。西藏现有各级人大代表34264名，全国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66.7%，自治区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70.2%。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均为藏族公民。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就把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改变落后面貌作为首要任务予以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西藏城镇化速度加快、水平提高，交通和通信发展很快，各族人民充分分享着现代化的各种发展成果。
——摘编自冯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元朝对西藏地区治理的背景及措施。(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对西藏地区的管理相比元代有何改进，并分析新中国对西藏地区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金牛山遗址位于辽宁省营口大石桥市永安镇西田屯村金牛山，金牛山遗址发现于1974年，该遗址不仅出土了“金牛山人”化石，还发现丰富哺乳动物化石、人类使用的打制石器、人类居住面和人类用火的遗迹，是距今20多万年前东北地区最早的古人类居住遗址。
金牛山人是一个20—22岁的青年女性个体。人类表现出进步性和原始性混合的特征，属于古老型智人，铀系测年为距今约26万年。遗址还发现有灰堆、用火遗迹、大量哺乳动物化石、200件石制品等。金牛山遗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以及丰富的文化遗存，为探讨早期人类适应东亚大陆北部地区更新世环境，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辽宁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材料二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实行兵民分治，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名城）等路都元帅府成为单纯的军事机构，忽必烈起用宣抚司、宣慰司、行省作为中央派驻东北的监督和控制机构。
元世祖朝前期东北地区北京等宣慰司（宣抚司）与北京行省迭兴迭废。另一方面，元廷在考虑东北地区统治机构的建置时既要兼顾东北蒙古诸王贵族的利益又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控制，这也是元世祖在附会汉法、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建立东北地方统治秩序时所要面临的主要矛盾。
1287年辽阳行省的正式建立既是在行省逐渐成为地方最高统治机构的大背景下完成的。……以平定东道诸王之乱为契机，元廷削弱了东道诸王的势力，加强了对东北的政治军事统治，辽阳行省开始成为元廷统治东北的主要力量。
——薛磊《元代辽阳行省刍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金牛山遗址属于中国哪一时代遗址并指出该阶段人类文明的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地方管理的措施及影响。
材料一鉴于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朝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创建了路制。宋代统治者从唐代转运使的设置得到启发，将这一临时差使变成固定官职以转输地方财赋。宋初在方镇取消之后，中央政府无力直接管理三百多个统县政区，于是设立路来实行间接管理，陆续在各路设转运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提举常平司（仓司）和安抚司（帅司）。漕、帅、宪、仓四监司是宋代的重要发明，自郡县制成立以来千余年，各级政区都有单一首长，认为到了宋代才一反成规，分割事权于各平行的地方长官之手，使它们相互牵制，彼此监督，各向中央直接负责，其官员由中央朝官担任。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行省的职掌在忽必烈时期主要是钱粮、户口、屯种、刑狱等民政事务。成宗即位后，行省还具有了领本省军队的权力。行省在权力行使上要受到中书省乃至枢密院的节制。没有中书省和枢密院转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不得调动军队。认为行省官员一定时期内还有去觐见皇帝，尽述职之责。为保证行省官尽职，除由监察机构监督外，元廷还采取了省官互迁和奉旨宣抚的方法。元代行省没有重蹈两汉刺史、魏晋都督、唐节度使的覆辙，无疑应主要归功于行省制的特点。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路制出现的背景及其创新之处。
(2)根据材料二，指出行省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随着海外领土的扩张，罗马逐渐建立起行省制。共和国时期，行省的行政管理系统主要由总督和财政官组成。总督由元老院任命，拥有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税收等大权，这推动了军事独裁制的建立。且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行省官员的腐败现象相当严重而且普遍。罗马对行省的统治残暴，经常激起行省人民的起义。特别是共和国末期，内战以及边境蛮族的骚扰入侵，严重影响行省经济的发展。屋大维上台后，对行省制进行了改革，把行省划分为元首省与元老院省，加强对行省总督的管理和监督等。
——摘编自杜建军《罗马帝国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二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行省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元史》说行省官掌“方面之权”，充“方面之寄”，蕴含着由中央派出，代表中央统辖“方面”的意思。元朝的行省犬牙交错，其中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则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控制蒙古部众及供给军需为主要使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前后，元政府规定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辖区内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官员等受朝廷的任用、迁调、考课管理等，设立地方监察网络等，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的模式内。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屋大维改革行省制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行省制的主要特点及作用。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古代地方治理的认识。
材料 蒙古汗国创始以来，因各种制度不全备，弊端愈发明显。导致“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才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这时，一些汉臣如姚枢、李治等直谏，请求立法度，正纲纪。具体措施为“立省部”，“使庶政出一”；“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等。忽必烈都一一采纳，“动则见询”。令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官署为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掌兵柄，御史台司黜陟，其庶务由寺、监、卫、府等分担；在外有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其治民者有路、府、州、县，长官由蒙古人充当，汉人、南人为卿贰。于是，“一代之制始备”。
——徐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革新与变法》
(1)据材料概括忽必烈政治改革的背景。
(2)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选取忽必烈政治改革的3个措施，分析其影响。
材料 当年，蒙古贵族对中原所进行的战争，着重于武力征服，兵锋所至，焚掠一空，给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地破坏。落后的奴隶主的意识和游牧生产方式形成的偏见，在征服战争中常常“惟利剽杀，未拓土地”，甚至还有“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这种倾向直到忽必烈即位之初仍很严重。
忽必烈定都中原建立元朝，使汉法得以全面推行。忽必烈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农桑为急务”，使百姓“安业力农”。为此，他多次下令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还规定多余的牧地听民垦耕，把许多牧场重新还作农田，用封建的租佃方式招募农民耕种。他又下令禁止掠人为奴，并把一些掠夺来的驱口释放为民。1271年，颁布《户口条画》，对户籍进行整顿，凡被诸王贵族、权势之家非法占为奴的，一律按籍追出，编籍为民。还颁发诏令，严禁诸王贵族各投下擅自拘刷人口。
——摘编自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忽必烈推行汉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概括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措施和意义。
材料一 秦代追求大一统的边疆治理思想，通过“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从而达到“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目的。汉武帝重视“王者无外”，王者的终极目标是大一统，把夷狄等同于华夏，希望把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纳入到王化的范围之内。
——据卜宪群、袁宝龙《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边疆治理思想的共同之处，并分析其出现的历史背景。
材料二 元朝在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地区设置行省，较唐朝大大加强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力度，与内地一样征收赋役。在西域设置了宣慰司，普遍任用土官，可管理由地方蛮夷组成的土军，但朝廷也可调用土军。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委任蛮夷首领，肯定其利用土地、山林等资源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资源占有的权力。
——据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边疆治理的特点。
材料三 清政府边疆管理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完备而周密。在实际运作中，是以行政管辖体制的改进完善为中心环节，与其他措施相辅相成，把提高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加强有效行政管理，维护国家疆土有机结合。
——据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政府为“提高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而采取的措施（任举两项）。
材料一 针对众多的边疆民族，唐王朝在边疆治理上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予抚慰），以各边疆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广置都督府和州、县；以边疆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并可以世袭；羁縻府州辖有的边疆民族百姓不向唐王朝缴纳赋税，户口也不上报户部，但各边疆民族的部落首领要向唐王朝缴纳贡赋，在众多的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
——摘编自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元史·地理志》
材料三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侵略者的到来，“守在四夷”的传统边防观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内部形成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海防派认为列强沿海岸线直逼天津和北京，海防压力远大于塞防，应放弃新疆而将军费集中用于海防。塞防派认为新疆乃西北门户，不能放弃。这场争论前后长达十多年之久，最终清政府权衡利弊后做出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策略。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羁縻府州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和唐朝在边疆地区管理上的不同，并简述元朝对边疆地区管理的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背景，并列举清政府践行“海塞并重”理念的具体措施。
材料一 汉初的诸侯王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实际上相当于独立的小朝廷。起初，诸侯王的官员中只有丞相以上才由中央政府配置，御史大夫及诸卿都由诸侯王任命。在全国的大约五十四个郡中，诸侯王占了三十九郡，而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十五个郡。这些藩国原本“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此时则“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或与朝廷分庭抗礼，或欲问鼎皇室，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举兵反叛。被周亚夫等中央政权军事力量击败。汉武帝时，“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解决了藩国对中央的威胁问题，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
——摘编自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
材料二 元初，行省只是朝廷中书省为某地区军事征伐而临时派出的机构。随着元帝国疆域的扩大，朝廷直接控制数百个路和直隶州困难较多。于是，元廷相继在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设置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后来又将其固定下来，作为朝廷控驭路府州县的得力工具，行省长官由皇帝和中书省宰相选任。在行政、军事方面，行省要分别受中书省、枢密院的节制，重大军政事务必须随时上报朝廷，平时还要受以御史台为首的监察官的监督。行省长官须按照朝廷命令互迁镇地，并履行入觐述职等义务。而行省官员中实行的多名官员群体负责制，又可以使行省长官相互牵制，避免行省坐大割据之祸。
——摘编自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颁行推恩令的背景及实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代行省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