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海运和造船业的发达，中外海上交通有了重大发展。从广州出发，沿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巴格达的海上中西航线已初步形成。这条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有力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时期中国与外国的水陆交通、商贸、文化交流都超越了前代，并为以后隋唐时期中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历史上册》
材料二 宋代是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较之前代，宋代港口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当时的贸易范围已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不但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增加，而且贸易额也有所扩大，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价值高达数十万贯。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江海求利，以资国用”。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三 明朝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禁止商船出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一度中断。郑和下西洋以后，海禁屡开屡禁。总的来看，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不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形成一些新的航路，如通过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航线便是这个时期由西班牙开辟的。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海外贸易空前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对外方面，明清政府的政策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千余年来，此画声名显赫，广受青睐，仿摹者众多。各地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许多摹本和伪造本，有人统计，现存《清明上河图》有30多本，其中大陆藏10余本，台湾藏9本，美国藏5本，法国藏4本，英国和日本各藏一本，光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7本。以下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藏本（局部））
由于宋太宗采取鼓励文人谏言的政治措施，关注社会现实和朝廷政治成为宋代画家较为普遍的创作趋向。张择端欲通过《清明上河图》向宋徽宗展现一些社会顽疾。在画中，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卫，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射箭的城垛也没有，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没有，整个汴京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中，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都城。这些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同时他将船与桥的矛盾和桥上文武官员的矛盾交织为全卷的视觉中心，通过表现船桥险情等诸多场景，也隐藏着对现实社会中一些隐患的忧虑。
——摘编自《解开《清明上河图》的历史密码》（光明日报2013.2.27）
结合上述材料，指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时代特征。结合材料说明研究图像资料应注意哪些问题？
材料 南宋方信儒出使金国时，向金统治者夸耀说：“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广；江东则茶桑之陆海也；浙西十四郡，苏湖熟，天下足，元帅之所知也。浙东鱼盐之富，海藏山积，食之虽众，生之无穷。闽自为东南一大都会，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
宋代的商品构成中，粮食和布帛之类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居于主要地位。“夫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一也，其有无交易，不过服食、器用、粟米、财畜，丝麻，布帛之类。”“千里不贩籴”的旧格局已被彻底打破，远距离的粮食贸易空前兴盛。
——摘编自李晓《宋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
材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的多种信息，提取至少两条信息并以史实说明。（要求：信息提取准确，史实运用恰当，史论结合。）
材料一 金朝统治者把商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总体框架中，商业的规模、速度、水平超过辽代。金朝形成了金源内地（上京及附近地区）、燕云、中原三大经济区。中原地区和燕云地区的商业发展较快，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快速增加，催生了不少商业机会，百货陈积、万商云集是东京商业的真实写照。而金源内地的商业发展则明显滞后。金朝对外贸易对象以其周边政权为主，品种有限，基本都属于陆路贸易。辖区内的商业结构并不完善，布帛、粮食未能成为主导商品。市场空间分布严重失衡，上京路、北京路、咸平路等多数经济落后地区，对商品的需求有限。金代商业中一些成功的做法为元代所沿袭或借鉴。
——摘编自王德明《论金代商业经济的若干特征》
材料二 元朝实现国家统一后，商人们在相对稳定的政局下，依托便利的水路交通设施，将南粮北运以及盐铁等主要物资调往全国各地；同时又从异域调来稀有物品以满足皇室和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海外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业税收也在国家财政税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经济的活跃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形成了大都、临安、太原等多个商业中心。运河沿线也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镇，其中有淮安、松江、太仓等。
——摘编自刘政《元代商业繁荣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金朝商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商业繁荣的表现及其原因。
材料一 宋代，商人的来源广泛，除世代经商者外，还有许多农民、官僚子弟、宗室子弟，甚至僧尼。许多人是在从事本业的情况下兼营商业的，如手工业者往往同时从事手工业与商业两种职业。富商大贾多出自两浙、江东等富庶地区，这些地区农民弃农从商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商人的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富商“累千金之得，求田问舍”，有的富商培养子弟“读书为士人”。小商贩改换职业的现象也很多。
材料二 宋代商人的构成异于前代，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社会阶层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宋代“取士不问家世”，商人子弟也可以参加科举，以至于“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大小官僚竞相经商，或与商人联姻，谋利、求吉的心态被社会普遍接受，人们的商品价值观念增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罗朝霞《宋代商贾阶层的构成及其社会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宋代商人构成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商人构成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 欧洲市民体育形成于11-13世纪左右，伴随城市重建和市民保卫城市自治的运动而产生。为了保卫城市自治，市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体育社会团体组织——“协会”，如“射手协会”、“击剑协会”、“骑射协会”等；市民基于职业不同组成的行会，也定期组织与本职业相关的身体练习和比赛。欧洲市民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卫城市的军事训练、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学徒格斗和底层市民的节日狂欢等。
——摘编自张爱红等《中古时期中国和欧洲市民体育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市民体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市民体育兴起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和欧洲市民体育发展的共同影响。
材料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居住在太湖流域等南方江河湖泊交叉之地的农民把围田、筑塘、开浦、疏江四项工程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采用双季稻、稻麦连作等方式，使粮食生产“亩收信种”；桑、麻、棉、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海产资源的开发，使农副产品与市场的联系更为频繁。丝织、棉织、冶铁、制瓷等行业，因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的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等地制瓷工艺追求的釉色和质地之美，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冶铁业开始大量使用煤炭，“以冶铁作器，犀利胜常云”。日益细密的手工业分工、活跃的商品经济促使同类的手工业作坊联合起来成立行会；行会的重要职能是提高本行业的生产技术，努力缩小行内的竞争和互相帮助，保证行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
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南方盐、茶、银、铜为主的税收，在工商税收中占很大比重；为增加政府税收，两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南方的广州、明州、泉州、杭州、扬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市舶司主要官员负责到外国引客商或贩货回国，市舶司官员每增收100万两税额，就升官一级；援引这项制度，海商无论本人是否在职，均按这个标准奖赏。商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使许多农民从农业中分离或半分离出来，从事经商活动；不少官僚经商，工商子弟进入仕途。入宋以后，出现大批出生于南方的政治人物，如苏州人范仲淹、抚州人王安石、吉州永丰人欧阳修等著名政治家，江南地主集团的崛起及成为政治中坚，说明中国社会文化中南方比重的增强。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卷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
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内藤湖南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①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一整套礼仪制度，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出，中原地区形成的这套礼器制度也影响到遥远的古蜀地区。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112件青铜器中，便有尊、瓶、盘等礼器的存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但三星堆同时还存在着以黄金“权杖”、象征权力与威望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像、神像、黄金面具等来表达和显示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
（1）材料中②属于哪种类型的史料？依据材料，概括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并说明三星堆考古在认识早期中华文明方面的重要意义。
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成风，对农耕民族的提供茶叶、丝绢等手工业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而对两宋王朝来说，由于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原地区也离不开游牧民族的马匹、牛羊和毛皮原料。例如，“澶渊之盟”后，宋辽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榷场，用中原地区的茶叶、缯帛、漆器、瓷器等换取契丹的牛羊、马匹等。汉族建立的两宋王朝通过设置榷场、和市和朝贡等形式与周边民族进行经贸往来，将中原农耕经济区与北方游牧经济区两种经济类型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互为补充。在各民族经济贸易的促进下，一张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发展，加速了中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进程。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2）结合材料和所学，说明宋辽榷场贸易发展的条件和作用。
同盟会成员刘揆一于1911年撰写《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他认为应该“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他提出中国内有分裂之虞，外遭欺压之迫，需要达到真正的民族团结，共同“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与列强并立于世界。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9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写道，“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凡属国民，均为主人保此大好河山”，“五族共和，平等自由之幸福，汉族与满蒙回藏共享焉”。
——摘编自王正文《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等
（3）结合材料和所学，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派民族观念的内容、背景及影响。
“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积极推动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
——摘编自《紧贴民生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0年9月30日
| 2014—2020年新疆经济状况（部分） | |||
 生产总值 |  贫困发生率 |  中央财政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援 |  援疆项目1万余个 |
材料一 宋代对于前代技术和经验的积极总结，新的发明层出不穷，出现了许多在后世都有极大影响力的农业书籍。皇帝和王公贵族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培育出一些新品种。同时，宋代积极与外国进行交流，引进海外优良品种，如占城稻的推广。在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同时，注重对经济作物的种植，农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
——摘编自谷跃东《论宋代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材料二 五代至宋，东京逐渐繁盛，城内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还有瓦舍、勾栏。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前的夜市不禁。十字大街，每五更点灯，天明即散，叫做“鬼市”。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随着城市的发展，宋政府把汴京临安等大城市贴近城郭的草市当作城镇的一部分来对待。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三
| 北方的强敌（契丹）无法驱除，建都开封更使宋室处于极不利的形势下。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 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日本）宫崎市定《东洋近代史》 |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江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3)材料三是中外史学家对宋代的不同评价，分别指出他们的评价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