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海运和造船业的发达，中外海上交通有了重大发展。从广州出发，沿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巴格达的海上中西航线已初步形成。这条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有力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时期中国与外国的水陆交通、商贸、文化交流都超越了前代，并为以后隋唐时期中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历史上册》
材料二 宋代是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较之前代，宋代港口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当时的贸易范围已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不但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增加，而且贸易额也有所扩大，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价值高达数十万贯。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江海求利，以资国用”。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三 明朝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禁止商船出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一度中断。郑和下西洋以后，海禁屡开屡禁。总的来看，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不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形成一些新的航路，如通过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航线便是这个时期由西班牙开辟的。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海外贸易空前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对外方面，明清政府的政策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政府对阿拉伯商人实行的政策。(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发展对外贸易的共同影响。
材料—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获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材料二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1)根据材料指出中世纪欧洲和两宋城市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造成中世纪欧洲和两宋城市差异的原因，并谈谈对文明多样性的理解。
材料一 金朝统治者把商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总体框架中，商业的规模、速度、水平超过辽代。金朝形成了金源内地（上京及附近地区）、燕云、中原三大经济区。中原地区和燕云地区的商业发展较快，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快速增加，催生了不少商业机会，百货陈积、万商云集是东京商业的真实写照。而金源内地的商业发展则明显滞后。金朝对外贸易对象以其周边政权为主，品种有限，基本都属于陆路贸易。辖区内的商业结构并不完善，布帛、粮食未能成为主导商品。市场空间分布严重失衡，上京路、北京路、咸平路等多数经济落后地区，对商品的需求有限。金代商业中一些成功的做法为元代所沿袭或借鉴。
——摘编自王德明《论金代商业经济的若干特征》
材料二 元朝实现国家统一后，商人们在相对稳定的政局下，依托便利的水路交通设施，将南粮北运以及盐铁等主要物资调往全国各地；同时又从异域调来稀有物品以满足皇室和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海外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业税收也在国家财政税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经济的活跃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形成了大都、临安、太原等多个商业中心。运河沿线也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镇，其中有淮安、松江、太仓等。
——摘编自刘政《元代商业繁荣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金朝商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商业繁荣的表现及其原因。
材料一：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洛阳的商业繁华仅次于长安。除了长安和洛阳外，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县,还自然形成了“草市”。中唐以后，有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
材料二：宋代一些实力强大的富商大贾不断参与到土地买卖中来,成为新兴土地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势力。在生产关系上，租佃关系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中，其中经济的因素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推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钱锋《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并结合所示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原因。
(2)概括材料二的观点,并结合史实予以说明。
材料一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江岸之船甚夥（多），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捕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
——摘自（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
材料二 “南海I号”南宋古沉船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物储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近年来，随着“南海丨号”保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的推进，沉船中的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等大批精品文物出水。“南海1号”沉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还在于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历史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
——摘编自崔勇《中国“南海丨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等
材料三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摘自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
(1)概括材料一、二所反映的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成就。(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试举一例，简要说明宋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兴盛的辩证关系。
材料一 市舶司（使）是唐、宋、元、明时期在对外贸易港口设立的办事机构。唐代采取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对蕃商优礼相待，“常加存问”，对输入的蕃货“不得重加率税”，十分注意政治影响。宋代市舶司基本沿袭唐制，但较唐代略为完善，其管理职能较近代海关更广。元代仍沿用唐宋旧制，但管理制度更为周密，制定并完善了包括市舶原则、征收关税、市舶刑罚以及从事官营海外贸易等一系列制度。明朝初期，朝廷把发展海外贸易限制在贡舶范围内，对海外诸国朝贡的货物不予征税。随“贡品”带来的贸易货物实行高价收买的“给价收买”制度，这对财政产生了不利影响。明武宗正德年间，朝廷实行抽分制；到隆庆时期，已默允私人下海贸易，海外贸易兴旺。
——摘编自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
材料二 五口通商后，清政府在各口岸设立贸易管理官员。但因海关官员经常勾结外商贪污受贿及对近代外贸知识和税务知识的缺乏，海关税收制度混乱不堪。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下，上海海关关税一度出现英、美、法三国领事“越俎代庖”自征自税的局面。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主张建立新海关制度，由“警醒”的“外国分子和中国官员联合起来”共同管理海关。1854年，英、美、法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上海海关组织协定》，由三国领事馆各出一名人员联合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海关事务，大清帝国的关税管理权从此逐步落入外人之手。
——摘编自蒋清宏《中国近代海关行政制度研究（1854—1869）》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海关长期由来自英、美等国的外国人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称为外籍税务司制度。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海关总署，统一掌管全国一切海关事宜，结束了洋人控制海关的历史。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海关实行以高关税为特征的贸易统制政策，强调“进严出宽”，进出口总额不断攀升，1956年，中国实现了贸易顺差。
——摘编自娄万锁《中国海关治理七十年：历程、经验及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市舶制度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建立新海关制度的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海关制度演变的认识。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的差异。(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除皇室、大地主和大商人等社会上层的奢侈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外，普通中小地主和商人等社会中间阶层也广泛参与到奢侈消费之中。与前代奢侈消费品多由宫廷或庄园内部自己生产的状况相比，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崩溃，城市里所有的通衢小巷都成了市场，而且夜市不禁，就连汴梁城庄严肃穆的御街，也变得熙熙攘攘，喧闹嘈杂。北宋都城汴梁的饮食市场以整洁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为奢侈消费者提供了广阔的消费空间。奢侈消费风靡宋代，使当时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和精神危机，统治者也为此深感忧虑，曾采取过措施进行制止。但是禁令是无济于事的，只要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在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追求享受和奢侈的风气就不会停止。
——摘编自柴勇《从宋代奢侈消费新特征看中国古代消费制度的转变》
材料二 英国从14世纪开始多次制定禁奢法，通过禁奢法来规范服装和食物的消费，保持社会等级秩序。但是，近代早期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开发，来自国内和海外市场的商品极大地丰富了消费品的种类。到17世纪，奢侈消费向全社会扩散，特别是诸多奢侈商品实现了大众化，推动了大众消费的形成。服装的国际化潮流也已出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人就抱怨说，仆人的外套由精致呢绒做成，长筒袜由佛兰德斯染料染色。威廉·哈里森在《英格兰概览》中怀念那个英国人在海外以其呢绒闻名、在国内自我满足于穿简单羊绒的时代，但他也承认这样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摘编自李新宽《试论近代早期英国奢侈消费的下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奢侈消费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与近代英国奢侈消费发展的共同点及产生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与宋朝泉州古船（为远洋海船，采用了先进的水密隔舱技术）和“南海一号”（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不同，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华光礁一号”沉船，则是发现于远洋航线上的商船。“华光礁一号”发现于西沙海域的华光礁礁盘内侧，年代属南宋时期，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学界第一次在远海海域完成的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华光礁一号”出水遗物近万件，有瓷器、铁器、铜镜、铜钱等，瓷器产地除江西景德镇以外，主要为福建窑口产品，包括德化窑、磁灶窑、闽清窑、南安窑、松溪窑等。
——摘编自姜波《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无论是中国对外投资，还是外国对华投资，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体现着信心和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华光礁一号”沉船考古的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
